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首诗颈联所谓“吾衰久矣双蓬鬓，归去来兮一钓丝”，反映的就是既然难遇明主，退隐才是正路的思想。其余各联首颔两联说荒园萧瑟、花鸟不通人情，自己也毫无情绪，典型地表现了刚刚从政治核心隐退时难免出现的苦闷消极情绪。转念一想，退隐方是上策（颈联），于是尾联提出：料想春水已涨，小船正停在岸边等待我驾舟泛游呢！全诗写心理活动，写思想情绪的变化，真实而深入；且全用形象的语言，显得含蓄而能尽意，表现了作者很强的艺术功力。
诗起笔描写暮春园景：园中已不再是百花争艳，而是又“荒”又“萧瑟”，可见其春老花残，落英狼藉。“懒追随”，透露出诗人已无游赏之兴。然而这“荒园”毕竟不乏“追随”者。那些燕与莺，又“舞”又“啼”，多么得意；但他们贪恋荒园，不过是因为腐枝败叶问小虫多，便于捕食罢了，故日“各自私”。这里，“各自私”的燕与莺，“萧瑟”的“荒园”，显然别有喻意，隐射时事，他联想到即将崩溃的南宋小朝廷，联想到朝廷中那班争权夺利的小人。颔联紧承首句。“日长”、“花老”，既点出暮春时令，也暗示诗人心绪。常言道：“欢愉恨夜短，愁闷觉日长。”昏昏醉眠，日长难遣，尊前花老，诗情难觅，于是止不住把满怀愁绪，直接抒写出来。
“吾衰久矣双蓬鬓，归去来兮一钓丝。”这是全诗的转折，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由“花老”而联想到人老。这里“吾衰久矣”，既是字面义，也是暗用典。诗人巧借其意，以“吾衰久矣”慨叹当时南宋小朝廷不能振作，他所向往的大宋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恢复无望。自己心力交瘁，回天乏术，只好“归去来兮一钓丝”——退归故里，隐居垂钓。“归去来兮”也是用典。陶渊明身处东晋行将灭亡之际，因不甘心向小人折腰，毅然抛弃官职，赋《归去来兮辞》，归隐故乡。诗人以陶渊明自况，表明了他的高洁情操。
诗到此，意旨已明，似无可说，但诗人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想见篱东春涨动，小舟无伴柳丝垂。”好一幅江南水乡暮春图：春水漫漫，疏篱如屏，柳丝垂挂，小舟荡漾，该诗句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意境。“小舟无伴”，那小舟似乎急切地等待诗人归来作伴哩。这里还需弄清“篱东”一词源于陶句“采菊东篱下”，后借指故园。这一联，不仅进一步渲染思归之情，而且这幅美好的暮春图，与开头那“萧条”的“荒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见诗人的爱憎和归意。“春涨动”、“柳丝垂”，还点明《春晚》诗题。
这首抒情诗深沉婉曲，寓愤世之情于暮春之景。描写景物，不作精雕细刻，意会即止；描写心境，也只略现迹象，巧妙用典，使情意表达委婉含蓄。
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