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无名渔父的四言诗，载于《南史·隐逸传》。据传载，刘宋寻阳（今江西九江）太守孙缅，某日出游水边，遭一“神韵潇洒，垂纶长啸”的渔父。缅问他卖鱼否？他却自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邪？”缅劝他出仕以博取“黄金白璧”、“驷马高盖”，他又自言：“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辨贱贫，无论荣贵。”遂作此歌，而后悠然离去。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
“竹竿籊籊，河水浟浟。”两句以景物起兴，描绘出一个清幽的隐士境界。首句语出《诗经·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籊籊，形容竹竿长而尖削之貌。此句字面上虽仅写竹竿，但已隐含垂钓之意。次句写水流潺湲，浟浟，水流之貌。这一联在写景中连用两个叠词，复沓回环，曼声长语，很好地表现出一种恬静悠闲的隐逸情趣。
“相忘为乐，贪饵吞钩。”两句转入抒发情志。“相忘”一语，出于《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把对立的事物看成本质上毫无二致的事物，因而安时处顺，心境平和，这就是所谓“相忘”。而渔父的所谓“未辨贱贫，无论荣贵”，正是达到了《庄子》的这一境界。反之，如果不是与世“相忘”，而汲汲名利，势必引发灾祸，此联次句即是此意。游鱼贪食鱼饵，必有吞钩之祸，它与“相忘为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句既是渔父自己的人生观的写照，同时也是作为对孙缅劝他出仕以求荣名利禄的答复。这两句虽是说理，但字面却都是与鱼相关，正与上句悠然垂钓的意思相承接，理与景结合得十分自然。
最后两句对“相忘为乐”再作发挥，以强化此诗的主旨。“非夷非惠”化用《孟子》的语意，但经诗人改造后，又表达了《庄子》的思想。夷指伯夷，惠指柳下惠。《孟子·告子下》云：“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又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孟子的意思是，伯夷洁身自好，清高脱俗，失之器量狭小；柳下惠处浊自安，豁达开朗，惜乎不够严肃。而渔父借用其语，巧妙地化进《庄子》的哲学，指出人生不要执着于进退出处的任何一方，凡事都无可无不可，不要刻意为之。这样，与世委蛇，和光同尘，就能忘忧而为乐。“为乐”、“忘忧”，一章之中，两致其意，足见渔父胸中自是平和安乐的境界，势利富贵的外毒，难以侵入。
此诗运用古老的四言诗形式，古朴奥雅，读来如闻韶乐，它以极短小的篇幅，表达了丰富的意蕴、玄奥的哲理，精警凝炼，令人玩味无穷。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是隐逸者的化身，《楚辞》和《庄子》中也均有《渔父》篇。这首小诗，语虽简淡，却使这个隐逸者的形象，又丰满、充实了不少。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