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卿的这首《蟾宫曲·怀古》抒发的是怀古咏史之意。作者在开篇第一句就写出了自己的疑问，他问道“问从来谁是英雄?”，紧接着他便在曲中写到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查德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此处点明了怀古的对象，同时也做出了评价。
“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个成功。”南阳，东海是两处地点，分别承接“农夫”与“渔翁”，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曾经在南阳过着隐居的生活，而姜太公也曾经在渭水之滨垂钓，同样过着悠闲恬淡的日子。
“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则是说明诸葛亮和吕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表现他们两个作为英雄所做出的功绩。
“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这句由追寻历史转为了对历史的感慨，说诸葛亮、吕尚所建的“霸业”终究是一场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了。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豪商富贾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和官商勾结的情形，表达了诗人对“高资比封君”的商贾的鄙夷，对“辛苦事寒耕”的农夫的同情。这首诗共有二十二句，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两句是第一段。这段总写了商人的唯利是图。诗人只用十个字，既指出了商人的游无定所，又点明了商人游为利并，非常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
第二段共有八句，具体地描述了豪商富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
《贾客词》中所披露的奸商牟利的手段有三：其一是“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这可以概括为“以次充好”。其二是“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这可以概括为“短斤少两”。其三是“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这可以概括为“倒手转卖”。奸商就是用各种手段牟取暴利，使他们的财富与日俱增的。然而商贾是贪婪无厌的。
“微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他们乞求神明保佑发大财，念念不忘的唯有一个“利”字而已。这段纯用白描手法，没有丝毫的修饰，没有半点儿夸张，使人感到非常真实，非常自然。这八句诗中，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对奸商的鞭挞的。诗人只是不厌其详地描写了商人牟利的手段。然而读者所感觉的却是诗人把奸商牟利的手段描写得越详细，对奸商的揭露就越深刻。诗人是用奸商自己的行动把奸商鞭挞得体无完肤的。这八句诗，虽然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表达诗人的感情的，但是字里行闻无处不充满着诗人对奸商的无比憎恨。
第三段共有十句，详细地描绘了豪商大贾富逾王侯，穷奢极侈的生活和官商勾结，豪商肆行无阻的情景，揭露了官商勾结造成的危害。
“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以商贾妻女装束的华丽，烘托了商贾的富豪。“高资比封君，奇货通幸卿”，一石二鸟，既讲明了豪商富贾家居“奇货”，资财无比，如何豪富，又揭出了他们致富的诀窍是以“奇货”通融“幸卿”。因为官府庇护豪商，所以豪商多有不法。奸商在官府的庇护下，象老鹰一样贪婪，使出一切手段抓钱，钱串子如条条盘龙，数也数不清。他们的巨大货船，航行在水路要道。他们的店铺高过高楼大厦。他们不论是行是止，时时都有歌舞音乐伴随，各地关卡，都不征收他们的税务。商之所以巴结官，是为了借助于官的“势”；官之所以庇护商，是为了捞点儿商的“财”。这对官商勾结的揭露非常深刻。
第四段是最后两句，紧接前段，在大肆铺陈豪商富贾如何奢华之后，提出了“农夫何为者”的发问，把“辛苦事寒耕”的“农夫”和“行止皆有乐”的“贾客”加以比较，卒章显志，表达了诗人对商贾的鄙夷和对农夫的同情，使诗的主题得到升华。农夫和贾客的比照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有此一笔，这首诗便不同凡响，无此一笔，这首诗则了无新意。
这首诗所反映的“四方之贾，以财相雄”、“贾雄则农伤”的情况是真实的。这首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对豪商富贾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对茹苦含辛的农夫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