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胭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
此诗前两句“欲逐将军取右贤，沙场走马向居延”，热情鼓励友人从军，杀敌立功，写得很有气势，表现了昂扬向上的情调。这些豪迈激昂、慷慨雄壮的诗句，极具浪漫色彩，颇为震撼人心，既是对边塞将士的高度赞颂，也是诗人进取精神的生动体现。后两句“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则把笔锋一转，写塞外萧索悲凉的景象所引起的思乡愁情。其中“孤城”“落日”两个意象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一片雄阔的景象，同时也描绘出边地的荒凉。其意境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甚为相似，充分体现了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特点。
全诗这种突转笔锋的写法看似突兀，但作者把从军者立功边塞和思乡怀归这两种特有的心理统一在这首小诗里，用笔凝练，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给人以一种悲壮的美感。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韩愈的《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题曰“漫兴”，是罢官归田园居后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胸中有郁积，腹中有学养，一触即发，一发便妙，不可以寻常率笔目之。
词的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上阕用典，全从《史记·李将军列传》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西汉名将李广四十余年中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名远播，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数罗列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因此词人只剪取了史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广军败被擒。匈奴人见广伤病，遂于两马间设绳网，使广卧网中。行十余里，广佯死，窥见其傍有一胡儿（匈奴少年）骑的是快马，乃腾跃而上，推堕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归汉。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引弓射杀追骑若干，终于脱险。斯人于败军之际尚且神勇如此，当其大捷之时，英武犹胜。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传，可谓善传英雄之神。作者从史料中选取这一片断，是见其匠心独运。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史记》叙李广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为反衬。词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来。蔡起初与广俱事汉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时，官至代国相。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为丞相。他人材平庸，属于下等里的中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却封列侯，位至三公。词人这里特别强调李蔡的“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一“却”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广为人在上上，却终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来，笔墨十分节省。
四句只推出李广、李蔡两个人物形象，无须辞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的慨叹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词人年轻时投身于耿京所领导的北方抗金义军，在耿京遇害、义军瓦解的危难之际，他亲率数十骑突入驻扎着五万金兵的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淮南归，献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广之下；南归后又献《十论》、《九议》，屡陈北伐中原的方针大计，表现出管仲、乐毅、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广元所能及。然而，“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具，竟备受猜忌，屡遭贬谪，时被投闲置散。这怎不令人伤心落泪！因此，词中的李广，实际上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为李广鸣不平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头是冲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统治集团来的。
下阕写实，就当时的田园生活抒发感慨，满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谐，寓庄于谐。
“蔡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对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双俪句，其精彩如宝带在腰。“蔡”，通“耘”。“笕”，本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处用作动词，谓截断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园中杂草，又修葺乡间住宅，词人似乎准备长期在此经营农庄，做“粮食生产专业户”了。于是乃逗出结尾二句：“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话说得极风趣，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着泪的微笑，其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孙丑下》，到得词人手中，一经抽换前提，自负也就变成了自嘲。尽管词人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的话，并不以稼穑为耻，但他平生之志，毕竟还在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旌旗万夫，挥师北伐，平定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岂满足于做一“农业劳动模范”。读到这最后两句，读者真不禁要替词人发出“骥垂两耳兮服盐车”（汉贾谊《吊屈原赋》）的叹息了。南宋腐朽不堪，萎靡不振，始困于金，终亡于元，非时无英雄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皆埋没蒿莱之中，不能尽骋其长才。千载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异时，程度不同而已。观辛弃疾此词，其认识价值就在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