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的是诗人来到永州第一年即公元806年（元和元年）早春的情景。
一天，诗人独自出游到永州郊外，目睹到一幅在长安做京官时不曾有过的春意盎然的田园图景。原野上清泉涌流，草木萌蘖，鸟语花香，更有农人春耕正忙。诗人倍感新奇与兴奋，以饱蘸深情的笔，记下了这赏心悦目的幕幕景象；身为“僇人”，羁留异地，触景生情，勾起了诗人对故土的不尽思念，以及对不幸人生的无限感慨。
全诗以第五联过渡，由所见所闻转入写所思所感。诗人看到一派宜人的早春景象后，引发的不是美好的憧憬、宏大的志愿，而是强烈的思念故土之情。正如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三所言：“贬谪不平之意片时不能忘于怀，故随处发露，平淡中亦有愤懑，可压也。”由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联想到北方旧居已人去楼空，昔日田园因无人料理而杂草丛生，沦为荒地；由此又进一步引发对人生的感慨，感到无可寄托——政治前途既已渺茫，沉闷之情又无以排遣，精神的家园不知安在。惶惶不可终日，诗人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极度地不适与不满，甚至羡慕起隐士来——尽管他们功名无所成但还有所寄寓。无意间诗人遇到了田间劳作的老汉，于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诗人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老汉一吐衷肠，一泄为快。于此，也正是辛勤劳作的农民给了他以莫大的慰藉，使他舍不得离开田头，无限眷恋地抚摸着农夫的犁耙，交谈中已不知天色已晚，猛回头，发现炊烟已弥漫天空。
在身为“羁囚”的情况下，农夫已成为柳宗元倾诉的对象，与农夫倾心交谈已成了他精神解脱的最好方式。柳宗元之所以那般热爱永州山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永州人的信赖和感激。
但诗歌尾联，诗人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落寞，思念故乡，但在他眼前的仍是烟云横断。这意境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全诗表现的是早春郊游时的所见所感，既写了诗人对永州之野的美好印象，又写了诗人寂寞生活中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以朴实的笔调写事，以诚笃的心写实，朴诚的人格跃然纸上。
此诗前十二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不能回家，因为“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适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首诗是广德二年（764），杜甫在阆州录事参军韦讽宅观看他收藏的曹霸所画的“九马图”后所作的题画诗。唐朝初年，江都王李绪善画马，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他“多才艺，善书画，鞍马擅名。”到开元、天宝时代，曹霸画马出神入化，名声更显，赵子昂说：“唐人善画马者众，而曹、韩（干）为之最。”（汤垕《画鉴》引）所以开端四句，诗人先引江都王衬托曹霸，说曹霸“得名三十载”，人们才又能见到神骏之马。将军，因为曹霸官至左武卫将军，故以“将军”代曹霸以显尊金。乘黄，马名，其状如狐，背上有两角，出《山海经》，本诗特借以形容马的神奇骏健。
诗人不落窠臼，却先用八句诗，从曹霸画“照夜白”马说来，详细叙述曹霸受到玄宗恩宠和艺名大振的往事，为描写九马图铺叙，并伏下末段诗意。“曾貌先帝照夜白”，貌，描画；先帝，指玄宗；照夜白，玄宗坐骑名。曹霸所画照夜白，形象夺真，感动龙池里的龙，连日挟带风雷飞舞，此谓“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二句，写玄宗喜爱曹霸的马画，命婕妤传达诏书，才人手捧“内府殷红玛瑙盘”，向曹霸索取并盛放照夜白图。婕妤，正三品女官，才人，正四品女官，玛瑙盘极为名贵，足见恩宠之重。“ 盘赐将军”，以下四句，描写曹霸受玄宗赏识、恩赐以后，声名大振，带着“轻纨细绮”上门求画的人，络绎不绝，连达官贵戚也以求得曹霸画作而感到光荣。这一段，上四句用仄声韵，药、陌、锡韵通押，下四句用平声微韵，诗韵的转换与诗意的递变、层进相切合。
“昔日太宗拳毛騧”以下十四句，转入写马正位，具体绘写“九马图”。诗人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曹霸所画的九匹马，错综写来，鲜活生动。前六句，先写二马，“今之新图有二马”，一为唐太宗的拳毛騧，是太宗平定刘黑闼时所乘的战骑，一为郭家狮子花，即九花虬，是唐代宗赐给郭子仪的御马。二马都是战骑，一以当万，因此诗人赞道：“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缟素，是画绢。一打开画卷，就见到二马在广邈的战地风沙中飞驰，诗人从逼真的角度，称誉图上二马画艺高超。“其余七匹”以下四句，分别从七马的形貌、奔驰、伏枥三个方面，再现画上七马“殊绝”的神态，都是与众不同的良马。“迥若”句，描摹七马形貌，七马毛色或红、或白、或红白相间，如霞雪飞动。“霜蹄”句，是说有些马奔驰在长楸道上，践踏霜雪。“马官”句，是说有些马在厩里排列成行，由马官悉心厮养。诗人先写二马，后写七马，又对“九马图”作出总的评价：“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九马匹匹神骏，昂首顾视，神采飞扬，气度稳健，惹人喜爱。这二句诗，深得马的神趣，杨伦评之为“警句”（《杜诗镜铨》），谁是苦心爱马的人呢？诗人再一次运用陪衬法，写道：“后有韦讽前支遁。”,以支遁衬托，是突现收藏九马图的韦讽。这句诗赞誉韦讽风韵不凡的品格和酷爱绘画艺术的高深素养，也遥扣题意。本段前六句用平声麻韵，中四句用仄声屑韵，后四句用仄声韵，上声阮、去声震通押，韵转意换，诗思层次分明。
最后一段共八句，押平声东韵（只有一处为冬韵，通押），一韵到底。前四句写玄宗巡幸骊山的盛况。新丰宫，即骊山华清宫，唐京兆昭应县，汉代本名新丰，骊山在县境内。玄宗巡幸至骊山，帝辇翠华葳蕤，旌旗拂天，数万匹厩马随从，每种毛色的马列为一队，马队相间，远望如锦绣一般。“皆与此图筋骨同”，是指真马与图上之马都是良马。着此一句，扣全诗咏“九马图”的题旨。后四句写玄宗入葬泰陵后的萧竦景况，表现其“衰”。“自从献宝朝河宗”句，借周穆王的升遐比喻唐玄宗崩驾。河宗，即河伯，周穆王西征，河伯朝见并献上宝物，引导他西行，穆王由此归天，（《穆天子传》）。“无复射蛟江水中”，玄宗已卒，无人再来江边射蛟。此处用汉武帝的故事，《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武帝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君不见”二句，描写玄宗陵前的萧条。龙媒，骏马，语出《汉书·礼乐志》：“天马来，龙之媒。”玄宗陵前松柏里，骏马都已离去，只剩下鸟儿在松风中鸣叫。唐玄宗喜爱马图，宠幸曹霸，巡幸新丰宫，数万骏马随从，一旦归命，群马尽去，松柏含悲，这一结，韵致悠长，盛衰之叹，俯仰感慨，尽在其中。
题画诗常见以画作真的手法，而杜甫这首题画马的诗，更是淋漓尽致，变幻莫测。“人间又见真乘黄”，“龙池十日飞霹雳”、“缟素漠漠开风沙”等句，以画马作真马，夸饰曹霸画艺神妙。诗人从画马说到画家的受宠幸，从画马说到真马，从真马说到时事，从玄宗的巡幸说到升遐，诗思不断拓展，寄托了诗人对玄宗的深情眷念。叙述真马、时事的时候，又不时插带一笔，照应马画，以画、以马作为线索，绾带全篇，正如陆时雍所论：“画中见真，真中带画，尤难。”（《唐诗镜》）全诗感慨深沉，波澜迭起，转笔陡健，脉络细密，章法纵横跌宕，气势雄浑激荡，情韵极尽沉郁顿挫，实为古今长篇题画诗中的杰作。在章法上错综绝妙。第一段四句先赞曹氏画技之高超。第二段八句追叙曹氏应诏画马时所得到荣誉和宠幸。第三段十句，写九马图之神妙及各马之姿态。第四段八句是照应第二段“先帝”的伏笔，从而产生今昔迥异之感。 诗以奇妙高远开首，中间翻腾跌宕，又以突兀含蓄收尾。写骏马极为传神，写情感神游题外，感人至深，兴味隽永。浦起龙《读杜心解》说：“身历兴衰，感时抚事，惟其胸中有泪，是以言中有物。”此言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