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这首诗评价和赞扬了前人的多种碑帖，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称颂孙莘老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写怍方法上，主要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并在叙述和议论中尽可能运用一些比喻，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形象。
诗的前八句赞扬王羲之、颜真卿、徐家父子、李斯、李阳冰等书法大家的碑帖。据吴兴的史料记载，墨妙亭中收藏的碑目不下几十种。这里只是举比较突出的，也是诗人比较喜欢的几种作例子。一、二句说，王羲之用茧纸书写的《兰亭序》的真本，已为唐太宗殉葬，被埋进昭陵了，但他遗留下来的墨述还是像“龙跳天门”一样，笔力造劲矫健。三、四句说，颜鲁公的书法学古不泥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他写出来的字有如秋鹰一样，笔力瘦劲。《书苑菁华》中说：“凡书通则变，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颜真卿等，皆得法后自变其体，若执法不变，号为奴书。”颜书不为古法所限，敢于突破唐初的墨守成规，”创新的风格，苏轼对这一点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苏轼早年学二王，晚年学颜真卿。他对王羲之、颜真卿是很佩服的。这两句诗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五、六句赞扬徐浩父子，认为他们的字锋棱藏在笔画中，有很强的力度感。七八句说，李斯的《峄山碑》虽然原碑焚毁了，但还有后人传划刻的，规范还在；他的笔法还破千年以后的李阳冰继承下来。从以上二列举的几种碑帖看，诗人显然认为，中国的书法，是有继承有发展的。
“杜陵评书瘦硬”以下四句，诗人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句。诗人不赞同杜甫的这个见解。他说：这个观点不公允，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别人的书法。高个、矮个，胖的、瘦的，各有各的神态，就像体态丰腴的杨玉环和苗条瘦弱的赵飞燕一样，各有各的风姿，谁也不敢说她俩哪个长得不漂亮。在这里，诗人明确主张：书法艺术的风格应该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
“吴兴太守真好古”以下八句，赞扬孙莘老建造墨妙亭一举。诗人写道：这位吴兴太守是个真正喜欢古人墨迹的人；他把那些残缺不全的碑都买下或摹写证缣缯上。亭中摆放着刻作龟形的碑座，墙上挂着的字迹，像古代传说中的螭一样奇形怪状；空斋中白天都显得非常寂静，只能听到敲打石碑时发出“登登”的响声。这些雄奇的墨迹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亲朋好友之间都夸奖王莘老做了一件好事。他给我写信要求我作一旨诗，并且要我书写好。为此，我才用粟尾笔把它书写往剡溪纸上。这两句点题。
最后四句以慨叹作结。诗人引王羲之的话说：“后世之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以前的人一样；人生百岁，如风前之灯，转眼会成为过去。将来人们回忆起我们今天为墨妙亭题诗作书一事，就会像当年刘禹锡登洛中寺北楼回忆秘书监贺知章一样，对他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恨不能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以便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这些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此词咏调名本意，与词牌名实相符。
“冷空”三句，寒食清晨出游西湖所见。言白云在蓝天中飘荡，阴影不时遮暗了湖边的柳色。湖中晨雾涌起，像一扇扇护花的屏障。寒食多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可证之。所以词人清晨游湖，天气虽无雨状，却已暗伏雨意。“艳晨”三句，概绘了当时西湖寒食游人踏青的盛况。言游人在春日遇到一个少见的艳阳天，所以在心目中觉得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从清晨转为晌午。是时，湖面上游船如蚁，笙歌阵阵；岸堤上年青女子摩肩接踵，人群如流，互相争道而行。词人对西湖繁华晴日的描述，是作为伏笔来与下面的雨境狼藉成强烈对比。“骤卷”五句，转写雨中情景。突然间狂风骤起，尘埃翻滚，真是“春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所谓“雨来风领路”，这雨前序曲使游湖女子的秀发散乱，花容失色，纷纷以袖、巾掩面而行。刹时雨点来临，那些豆大的雨点将许多桃花瓣、杏花瓣一一击落在地，任人践踏。这时候，连无知的春燕也停止了呢喃声，似在为这场狂风骤雨发愁，默默地在雨中低翔。西湖春天的特征：桃、杏、燕子等在雨景中的特写镜头，被词人一一摄入。上片刻画了西湖寒食的晴雨景观。
“乘盖”三句承上。“乘盖”，即乘轿。“旗亭”，即市楼，这里引作酒店。可参见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解佩”，用唐贺知章“金龟换酒”典故。此言由于下雨，因此乘桥游春的人们也纷纷找寻地方避雨。词人在湖旁的酒店里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于是就解下身上的玉佩换酒待友。“恨春”三句，酒中话题也。词人说：“这场大雨是‘春姑娘’的嫉妒心在作怪，因此下一场大雨不但使游春女子的罗裙湿透，也使其‘金莲’（即双足）沾满了尘埃，弄得她们狼狈不堪，实在可恨。”“恨春”句与上片“愁燕”句相同，都用拟人手法描摹物态，更显生动形象。“酹入”两句，以幻象道之。言眼前的春雨像醇酒般地浇灌在梅树林中，而绵绵不绝的雨点又如泪帘般地遮暗了那远处的梅林。西湖边多梅树，故有此语。词人极富想象，所以能将眼前之雨，忽成醇酒，忽化泪珠，显得变幻莫测，跌宕多姿。“峭寒暮”两句，言春寒临暮更甚，寒风中有人用笛子吹着《陇头曲》渐渐远去。这也是说游湖众人在临暮时渐渐散去的情景。
全词概括出西湖寒食一日游中的天气变化及游人的各种姿态，为后人提供了古代风俗的一些写真材料。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