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在写景物，“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一出语便已入哀景之中，从后句“桃园望断无寻处”可以想到，楼台、津渡都是因情所设之景，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由词人内心的不被人理解的情怀，无处宣泄所生出无人问津之感。桃花一语又让人联想到了桃花源记一文，诗人也正是想表达出一种离世厌俗的情感。常常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后的第一反应大多数也是出世，出离。浸淫于佛道的太虚，更是如此。在其稍晚些的作品《宁浦书事》中就提到了“我岂更求荣达”之语。在《反初》中也流露出了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又将情景拉入到了悲凉之谷底，可堪孤馆和一个寒字，写尽了词人心中的孤苦凄凉，杜鹃啼血，本就凄凉又怎堪残阳日暮。自古日暮是归途，词人或许是在感叹自己生命将暮，或许在感叹仕途将暮。独在异乡，偏听子规，子规子规，何时子归。诗人或许又在感叹自己离别亲人，远离家乡的哀愁吧。在《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中，少游哀叹“行人到此无肠断，问尔黄花知不知”，“北客念家浑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风”从景物之凄凉，过渡到了内心之凄凉。在《宁浦书事》“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一语中，他更加直白地流露出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感。有理由相信，词人此时听到子规啼夜的心情是无比惆怅的，再加上孤身一人，念及家乡也是情理之中。
下片由叙实开始，写远方友人殷勤致意、安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连用两则有关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分见于《荆州记》和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寄梅传素，远方的亲友送来安慰的信息，按理应该欣喜为是，但身为贬谪之词人，北归无望，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每一封裹寄着亲友慰安的书信，触动的总是词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奏响的是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每一封信来，词人就历经一次这个心灵挣扎的历程，添其此恨绵绵。
故于第三句急转，“砌成此恨无重数。”一切安慰均无济于事。离恨犹如“恨”墙高砌，使人不胜负担。一个“砌”字，将那无形的伤感形象化，好像还可以重重累积，终如砖石垒墙般筑起一道高无重数、沉重坚实的“恨”墙。恨谁？恨什么？身处逆境的词人没有明说。联系他在《自挽词》中所说：“一朝奇祸作，漂零至于是。”可知他的恨，与飘零有关，他的飘零与党祸相联。在词史上，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秦观正是以这堵心中的“恨”墙表明他对现实的抗争。他何尝不欲将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但他忧谗畏讥，不能说透。于是化实为虚，作宕开之笔，借眼前山水作痴痴一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关于这两句的蕴意，或以为：“郴江也不耐山城的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胡云翼《宋词选》）或以为词人“反躬自问”，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的呀，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切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呢？”（《唐宋词鉴赏辞典》）见仁见智。
依笔者拙意，对这两句蕴意的把握，或可空灵一些。词人在幻想、希望与失望、展望的感情挣扎中，面对眼前无言而各得其所的山水，也许他悄然地获得了一种人生感悟：生活本身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生活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向潇湘而去。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它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样苦涩、荒凉的远方啊！正如叶嘉莹先生评此词说：“头三句的象征与结尾的发问有类似《天问》的深悲沉恨的问语，写得这样沉痛，是他过人的成就，是词里的一个进展。”（《唐宋词十七讲》）与秦观悲剧性一生“同升而并黜”的苏轼，同病相怜更具一份知己的灵感犀心，亦绝爱其尾两句，及闻其死，叹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自书于扇面以志不忘。是以王士祯云：“高山流水之悲，千古而下，令人腹痛！”（《花草蒙拾》）
综上所述，这首词最佳处在于虚实相间，互为生发。上片以虚带实，下片化实为虚，以上下两结饮誉词坛。激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王国维（静安），以东坡赏其后二语为“皮相”。持论未免偏颇。深味末二句“郴江”之问，其气格、意蕴，毫不愧色于“可堪”二句。所谓东坡“皮相”之赏，亦可谓“解人正不易得”。全词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江城子·中秋早雨晚晴》描写的是中秋时，早上下雨晚上晴朗的情景，给人一种雨后天晴的中秋之夜。
上片“中秋佳月最端圆”写起，早上下起了雨，雨也将止了，一点都不妨碍高兴的事，表现出了一种风雨无阻的心态。
下片写了傍晚时分雨停止了，天晴朗了，中秋的月亮是多么的皎洁无暇，与首句相对应。
诗人黄昏时分行走在街上，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卖唱，声音纡徐婉转，可是诗人从中品出了某种不平的感慨。于是他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歌者，只见他面黄肌瘦，在这日暮时分还不得不忍着饥饿高歌，以求行人布施。诗写得音调和谐，起句以问句形式，为下句作铺垫，次句自答，补足题目，写出歌者的心声。三、四句使用流水对，进一步阐述歌者的歌声中何以有不平的音符，从对音乐的感受转移到直接的描述，通过“日晏”、“忍饥”、“强作”三个词，把歌者内心的惨痛与生活的艰难完全表现出来，诗又以“可怜”二字领句，表明自己同情的立场。
范成大晚年退职家居后，写了很多描写下层百姓痛苦的诗歌，诗风朴实自然，带有乐府民歌的特性，同时往往学民歌用双关、谐音词等手法，使诗活泼生动。如此诗末句，用《诗经》典故，一方面切合歌者身份，回照他歌声的美妙；另一方面又暗喻他处境困难，渴望人们同情与施舍。
关心民瘼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同情心，范成大就很富有同情心，苦难人的悲声常常使他产生感伤。像这首诗写到听人卖唱一样，他有次在寒冷的夜晚，听到门外有人喊叫卖卜，他就满怀伤悲地写下这么一首诗：“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歉明朝籴米钱。”（《夜坐有感》）又有一次，他听到卖菜人在大雪天吆喝卖菜，他便作诗说：“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这三首诗，写的都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苦命人，诗的句法与结构也很接近，合在一起，可全面地理解范成大诗作的内容与思想状况。
该曲描写小城镇中的闲居生活，发出了岁月流逝，年华易老的感慨；末两句更是表达了功业未成的懊恼与愤懑。全曲化用前人诗句，对仗工整，语言精巧流畅。
“有待江山信美，无情岁月相催”，开首两句由杜甫《后游》中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化来，这一句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江山仿佛有情，期待着自己的美丽能够为人所赏识，“有待”二字，将江山自然赋予了顾盼神飞的灵动之色，使读者忍不住升腾起一股对自然的怜爱之情。但无奈的是，江山虽然多请，岁月却摧残人老，“无情”二字，语虽平常，却已将作者的悲凉之情、不平之意倾泻殆尽。
“东里来，西邻醉，听渔樵讲些兴废”，这三句是对上句“无情岁月”的阐发，也即作者这些年如何打发年复一年的无情岁月。“东里来”“西邻醉”两句采用了互文手法，上下相互映衬补充，写作者同左邻右舍的交往，大家推杯换盏，醉后胡乱谈一通古今，“听渔樵讲些兴废”，日子便也一天天这么过去了。其实，“听渔樵讲些兴废”是元代散句中常见之句，意谓朝代的兴废、帝王的更替，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过眼云烟，不过能给渔樵屠夫增加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如此一来，这首小令便由作者对自我身世的感慨扩大到了历史兴亡的思索上，可谓引人深思。
结尾二句，是作者对自己不平之气的抒发。“依旧”一句，得自马致远《金字经》中“困杀中原一布衣”的诗句，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作者潦倒半生，如今年华老去，却仍然一事无成，仍旧是区区一介布衣，这如何能不令人伤悲。
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故而说出了“更休想麒麟画里”这样的激愤之语。“休想麒麟阁”，似乎表示作者已经对仕途官场绝望，但其实，任昱并非不想如历史上那些贤臣名将那样建立青史留名的功业，只不过生于乱世，受条件限制不能如愿罢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元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