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以为民时的矛盾心理着笔,一连引出四个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切不可为官,当官必遭殃,还是像陶渊明那样过隐居生活为好。全曲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和谐而豪爽。
曲中作者慨叹仕途的险恶,表达了毅然隐居、远祸全身的愉快心情。此曲先写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接着纵观往古,列举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借古喻今,说明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表明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
前三句开门见山,写出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在官时只说闲”,说明时刻考虑辞官,而且这个念头早就萌发了。虽然归隐是出于无可奈何,其实他并没有忘却世情,一旦退居之后,对官场的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者虽处在这样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是在别人面前,还要故作镇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曲文开头,仅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把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为了得到从矛盾中解脱、求得心灵上的闲适恬静答案,作者纵观往古,从中寻找。他列举出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里用了两组对仗工整而又有变化的合璧对偶句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也借古喻今,揭露了仕途的险恶。从而催人猛省: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两句通过对比,既总结了上文,又表示隐居不出的决心。“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颇含哲理,耐人寻味。下句中的“五柳庄”,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陶渊明归隐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等喻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这里表明张养浩自已要像陶潜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至此,作者才像冲破樊笼的鸟儿,显得逍遥自在,自豪和愉快。
这是一首带过曲,由两支小令组成,前五句为《沽美酒》,后八句是《太平令》,一韵到底,浑然一体,不露斧凿痕迹。曲词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全篇句式,参差中见整饬,整齐中又有变化,再加上句句押韵,构成和谐而豪迈的艺术特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在朝廷居官时一直说想要闲居,而辞官闲居时又留恋起了在官的日子,在人前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曾把历史纵观:又有哪一个在朝廷居官者没遇到过灾难?楚国大夫屈原居官被放逐而只能在云梦泽旁吟赋哀叹;伍子胥在吴国居官被诬陷而饮剑,血染衣冠; 楚霸王项羽一代枭雄乌江自刎而倒在了天地间。咸阳集市上,秦丞相李斯遭人陷害亦被满门抄斩。这几个人都千方百计保平安而不能平安,这怎能像我心中的陶渊明那样逍遥散漫?
注释
沽美酒兼太平令:双调曲牌名。
由【沽美酒】(前五句)和【太平令】(后八句)两个小令组成。
在官:即居官,封建时代的大小官员通称为在官人员。
乌江:在今安徽省和县境内。
项羽曾在乌江边自刎。
干休:指白白地被杀害。
丞相:指秦国丞相李斯,助秦始皇削平六国,为秦皇朝的开辟立下功勋,后为赵高所害,腰斩于咸阳市。
散诞:自由自在。
张养浩为官清廉,直言敢谏。他浮沉宦海达三十年之久,洞悉元代社会的各种丑恶弊端,对官场的黑暗尤其感受深切。据《元史》本传所载,张养浩在监察御史任上,由于上疏议论时政遭到罢官,如不变姓名遁去,就会大祸临头。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养浩谏元夕放灯,英宗勃然大怒,又差一点闯祸。因此,他对仕途感到绝望,弃官归隐。这首小令就是他刚刚辞官家居的时候所写。
这首小令以为民时的矛盾心理着笔,一连引出四个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切不可为官,当官必遭殃,还是像陶渊明那样过隐居生活为好。全曲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和谐而豪爽。
曲中作者慨叹仕途的险恶,表达了毅然隐居、远祸全身的愉快心情。此曲先写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接着纵观往古,列举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借古喻今,说明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表明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
前三句开门见山,写出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在官时只说闲”,说明时刻考虑辞官,而且这个念头早就萌发了。虽然归隐是出于无可奈何,其实他并没有忘却世情,一旦退居之后,对官场的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者虽处在这样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是在别人面前,还要故作镇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曲文开头,仅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把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为了得到从矛盾中解脱、求得心灵上的闲适恬静答案,作者纵观往古,从中寻找。他列举出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里用了两组对仗工整而又有变化的合璧对偶句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也借古喻今,揭露了仕途的险恶。从而催人猛省: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两句通过对比,既总结了上文,又表示隐居不出的决心。“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颇含哲理,耐人寻味。下句中的“五柳庄”,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陶渊明归隐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等喻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这里表明张养浩自已要像陶潜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至此,作者才像冲破樊笼的鸟儿,显得逍遥自在,自豪和愉快。
这是一首带过曲,由两支小令组成,前五句为《沽美酒》,后八句是《太平令》,一韵到底,浑然一体,不露斧凿痕迹。曲词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全篇句式,参差中见整饬,整齐中又有变化,再加上句句押韵,构成和谐而豪迈的艺术特色。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这首诗写出了风的力量。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前两句就“风”的季节功能而言:秋风能令万木凋零,春风却又能教百花绽放;后两句则就“风”所到之处,呈不同景象来描写:风过江上时,则水面波浪滔滔;入竹林时,只见竹竿一齐倾斜。风,为自然界之物象,本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经由生命个体用心去感受或通过外物的变化知晓。因此,全诗无出现一个“风”字,也没有直接描写风之外部形态与外显特点,而是通过外物在风的作用下原质或原态的改变去表现风之柔情与强悍。可见诗人对物态常识的熟知与了然。在这种生活常识的支撑下,诗人熟练地通过外物的形变来显发风之特点,以间接描写来表现风的种种情态,让人真切感受风的温存与魅力。
“赋、比、兴”为古典诗歌表现的基本手法。所谓的“兴”意指“兴发”“感兴”,由物及心,即因为外物的作用而产生内心“情变”。“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叶落”与“花开”,乃事物发展到极态而自然产生的质变,外力的作用只能是加速或减缓其变化的速度。在此处,诗人把叶落花开归因于风的作用,表现出作者观察的细微与内心的细腻,把自然万物的变化同风——外力的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隐性地昭示着风之生命力及其给外物的温情关怀。
“解落”,“解”字用得好。常言道“秋风扫落叶”,秋风之蛮横可见一斑。不用“扫”“吹”,也不用“刮”“剥”,就用一个“解”。“解”,是细心,是用心,是专心地去化解,不急不慢,不狂不躁,让叶儿怡然清爽地离开了母体,找到了很好的归宿。风之柔情让人感动。“能开”,“开”,是唤醒,是催生,是召唤,在寒冬中沉睡的花儿,在风儿的轻轻抚摸下,睁开惺忪的睡眼,伸伸懒腰,又将迎来一个美丽、美好、美妙的春意。风之温情让人舒坦。“解落”与“能开”,把风的温存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深深地触动了读者那或许早有些漠然的心绪,重新唤醒人们对美好生命的感念。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过江”卷起“千尺浪”,风急浪高,直冲云宵,风之气力是何等威风;风,“入竹”引来“万竿斜”,风狂竹伏,万般无奈,风之外力是何等潇洒。此处,风之强悍,风之强劲,风之强势,同之前风之温情,风之柔情,风之痴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其“喜怒哀乐”之表现,“风”也不例外。风的变幻莫测便是很好的例证。
讲究对仗或对偶,《风》一诗亦如此。例,“解落”对“能开”,“三秋叶”对“二月花”工整有序。“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在“兴发”方面更为出色的话,则后两行在“对仗”则更显特色,“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一过”“一入”,“一高”“一低”,“一直”“一斜”,把风对自然界物象在风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变幻鲜活而传神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写风,全诗除诗名外,却不见风字。每一句都表达了风的作用,如果将四句诗连续起来,反映了世间的欢乐和悲伤,表达了“世风”和“人风”,风是善变的,有柔弱,又有彪悍,风是多情的,姿态丰盈,万竹起舞,短短的四句诗,以动态的描述诠释了风的性格。
这首诗是《己亥杂诗》的第五首,写诗人离京的感受。虽然载着“浩荡离愁”,却表示仍然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以落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议论。“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多次给驻防上海的江西巡抚梁章钜写信,商讨国事,并希望参加他的幕府,献计献策。可惜诗人不久就死在丹阳书院(年仅50岁),无从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了,令人叹惋。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主旨:抒发了自己辞官司离京时的复杂感情,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献身精神。全诗移情于物,形象贴切,构思巧妙,寓意深刻。
上片写词人与老妻泛舟徜徉的野趣。
尽管是“一叶扁舟”,上面的设置却颇为清雅。词人卷起画帘,与老妻对坐。一面饮酒清谈,一面观赏着如画江山。“老妻学饮”句,雅兴溢于笔端。不用说,写诗填词,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了。“人传诗句满江南”一句,既道出了“清谈”的内容,又勾勒出了词人自信自豪的翩翩风度。
伴片寓情于景,写归途的欢愉心情。
“林伴猿垂窥涤砚”:垂,伴挂、落伴或向伴俯身;窥,是从小孔或缝隙里偷偷地看,或在暗中察看的意思;涤砚,洗砚台。试想:一个或几个调皮的猴子,伴挂或向伴俯身,闪动着诡谲的小眼睛,在偷偷地窥伺着词人洗砚台的动作。这个镜头,很是生动传神,逗人喜爱。“岩前鹿卧看收帆”:靠岸了,收帆了,山岩前的小鹿,安闲地躺在那里,静静地观看着词人的一举一动,表现得饶有兴味。使人感到此情此景,难以言喻,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接着,词人舍舟登岸,惊起了岸边杜鹃一片“声乱”,激起了船边的一片漩涡“如环”。
在这阕词里,词人以归途的三个动作为序:准备回去了,先要洗洗砚台,然后收起风帆,最后舍舟登岸。妙就妙在他没有简单地去描写自己这三个动作,而是用猿、鹿的神态和杜鹃的反应,客观地揭示了词人的内心世界:自信,闲适,意趣潇然。
黄庭坚的这首小词,写得活泼、欢快,生活气息浓郁。可以说是人物的心境美和大自然的环境美的天衣无缝的统一。
这是一首赠别词。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
以上数句,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墨,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名节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辅君治国、坚持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寓有强烈的身世之感。明写主,暗寓客;以主慰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
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
“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
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仕宦浮沉的淡淡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