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这篇散文精辟阐明了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全文除首四句接近序文的性质外，正文基本上是韵文，隔句或逐句押韵，语言古朴精简，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戒”体文章。
《敌戒》是作者在永州时所作。这篇短文，144个字，从秦灭六国后因自满而亡、晋厉公战胜楚国后反而招致内乱，以及臧孙纥对憎恶自己的孟孙速之死发出感叹这三个事例，鲜明地指出：敌人的存在虽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能够以敌为戒，常备不懈，奋发图强，就能够转害为利。
作者用正反面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客观规律，批判了“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形而上学思想，告诫统治集团要居安思危，表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对立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