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这首诗是对红豆表相思的叹赏。
上首诗已表明，即使红豆本无知觉，但它既然被当作相思的象征，有意抛却已不可能。于是本首自然过渡到对手头红豆的把玩赞赏上来。“争相似”，怎么那样相似，表难以分辨。“不厌痴”，不怕他人笑自己心痴。诗人亦知红豆本无所谓思与不思，但自已数起恋人相赠的红豆来，竟那样认真，那样痴迷，早已把其他事物置于脑后，真把它看成了相思泪水的结晶。诗人对相思的一往情深，对红豆意象的缠绵思绪，正是“赤子之心”的生动体现。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