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梦写情。“好梦最难留”,劈空而来,情势完足,醒入耳目,总摄全篇。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作者曾有个美好的梦,美梦已经逝去,十分怀恋它。“最难留”,是因为最想留,加深了“好梦”所表现的感情。这句是极丰富的个人情感的凝缩,是对古今中外人们某些感情生活经验的概括,是作者最深沉的感叹。读之使人回味再三,产生强烈的共鸣。作者声称写梦,但那发自肺腑的感喟却使人疑梦为真。“吹过仙洲”,好梦都是短的。作者的好梦象一阵风,就那么容易吹走了。风吹好梦飞越大海到了神仙居住的小岛。“仙洲”写梦的归宿,显示梦的美和对它逝去的伤感。也许作者希望它在“蓬莱宫中日月长”吧。词写到这儿,象似一首乐曲已近尾声,又象主人公在凝神思考。“寻思依样到心头。”“寻思”,承首句怀恋好梦的含义,写寻梦。“依样”,依照那个梦境的样子。这句是说,作者想念着那好梦,把它又完好地唤了回来。可见对好梦的印象之深,突出了“好”字。但这句重要的作用是强调下文写的梦境。
“去也无踪寻也惯”,回应首句好梦已逝的含义,并解释了“依样”。因为作者经常重温这好梦,已完全纯熟。每当想起它,眼前首先浮现的是“一桁红楼”。这是复道行空、楼阁玲珑的非凡去处。交待了好梦的环境和在这环境中的佳人。应指出,作者始终没直接写伊人,只用环境烘托。既然是好梦,则主人公爱之,那么这梦决非只有景观。人不是追随环境的,环境之可人,总因为这环境中有合意的人。且“红楼”是富贵女子居处,说有佳人无误。
“中有话绸缪,灯火帘钩”,“中”字把上下阕紧密连接起来。自然,这“中”是指红楼之中。它有一种明显的效果,就是把作者和词境的距离拉长了。似乎作者超然物外地在观察想象人间情侣的奥妙。那红楼中的人有说不完的话,缱绻缠绵。不知不觉已到夜阑灯上时,银钩乍摘,宝帘轻放。这两句看似不经心不用力,其实恰是以浓墨重彩画出了难忘的一幕。作者与词境不即不离,所写则不好凿实。
“是仙是幻是温柔”,由前面描写梦境的远景、中景推向近景,但却移开了镜头。用梦幻般的感受代替了实写。“仙”“幻”“温柔”又象从不同角度状写佳人的超凡绰约的风姿和妩媚柔和的天性。这个词句等于三个判断句,可以说表现了多方面的美,但不如说表现出一种难以说清的美感。三个形容词前都用判断词“是”,反而不能表达明确的判断,使人感到一种选择不到最恰当的词的困惑,言有尽意犹未尽。
“独自凄凉还自遣,自制离愁。’’写好梦已远远离去,只剩自己孤独寂寞。梦醒后加倍的凄凉使作者感到重压,但排遣它还要靠自己。这凄凉之感其实就是离愁别绪。揭示离愁的主旨已经水到渠成。“自制离愁”承以上词意,明写离愁,但偏用“自制”否定了它的实有,说这不同于一般的离愁,只不过是自己心造的幻影,是自己编制的美好情境。又归结到写梦。刚露出真实的端倪,又及时遮掩过去。闪闪烁烁,似是而非,读来颇有山重水复之感。实际上,写离愁是本词的主旨。
这首词依感情的起落、转承显示层次,写得节奏鲜明,意脉贯通,跌宕有致,摇曳多姿。以梦境为中心,有如叙述自己生活里曾有的一个美好的故事。围绕这个故事,写出自己的感触。词意虽影影绰绰,但合作者的主张:“古来情语爱迷离”,且不失具有一种艨胧之美。
作者是晚清宗法吴文英词的大师。吴词以密丽和潜气内转见称,密丽即所谓“七宝楼台”,潜气内转与“密”有相互关系,体现在转折处除领字外,很少依仗虚词。这首词即具备这种特点,内容进步,与艺术技巧相结合,是朱词中有代表性的名作。
香港,是清朝于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订下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的。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人统治此岛到作者写此词时,已经历了六十三个年头。而在写此词前四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作者亲历八国联军之祸。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的订立,中国又蒙上新的耻辱。这时经过香港,新愁旧恨,纷至沓来,作者悲愤之情,不难想象。黄公度是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一生好多次经过香港有诗。变法失败,放废家居,救国壮志,无从施展。作者在词中写对他的怀念之情,是建筑在爱国精神的共同基础之上的,它构成了这首词的主旋律。
上阕开头,写沧海横流,浩荡无际,作者游棹经此,满想一解胸头愁闷。秋风飘来落叶,历乱地飞满行客杯觞。这是愁中的动态,下面转到酒后,是暗中转笔。客枕上惊到一番凉意,把酒意吹醒,起来登临船的高处,摩挲倦眼,再周览香港景色一下。这里点明了“倚船晚眺”。“蛮烟”以下转到开眼时见到的香港总貌。“蛮”,旧称南方少数民族,这里即以指英。岛烟如雾,摩荡半空,迷漫得把晴空都遮掩了。“飐”是飘动的样子,单字凝炼入画。“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是唐人宋之问《灵隐寺》诗句,这里泛指一切花木。岛上大部分是外国人所建的高楼大厦,矗立云霄。词句用了《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海旁蜃气象楼台”的话,以蛟蜃暗斥英人,省了许多笔墨。这是旧体诗词用典的妙处,不同于掉书袋。从海旁的蜃气,转出下面的“冰夷漫舞”,也是暗转,不用虚字。“冰夷”,即冯夷,海神名。“漫”,义为胡乱。“漫舞”即乱舞,象征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张牙舞爪。“龙”指中国,清朝的国旗是黄龙旗。“痴龙”犹云睡狮。“蓬莱”是海中仙山,近指香港,扩大一些,包括海外各地,南中国海各岛,原是中国领土,当时大部被人所侵占了。这样的眼前风物,怎能不激起爱国人士作风雨的鸡鸣,去唤醒酣卧的睡狮,正视现实,从香港一个缩影中认清整个的国势呢?如此一结,惊心动魄,笔力崭绝。
下阕从香港写到公度。换头从上阕的“蓬莱”过渡到“红桑”。“海上红桑花已开”是唐人曹唐《小游仙诗》语,暗用沧海变桑田的故事。“沧桑”是人们用惯了的熟典,写成“红桑如拱”,便觉耳目一新,形象鲜明,不觉得是用典了。“拱”,两手围抱。《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寿,尔墓之木拱矣。”那是说历年久了,墓木长大到可以用两手合抱。这里说“红桑如拱”,是指香港割给英人,为时已久。“多少”二字,又隐含着自香港割让以来,中国割让给外国侵略者的地方,如台湾割给日本,广州湾给法国为租借地,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等都是。“筹笔”,用诸葛亮筹笔驿事。挥笔筹画国家大事,特别是办外交,是公度当行出色的才干。但现在却在“问何年,真割珠崖”,是何等令人痛心。“珠崖”,今海南岛。割珠崖,借用西汉贾捐之议弃珠崖一事,指清朝割地。一个“真”字,声泪俱下。作者对公度有无穷的期待,不信他会稳睡秋江,永远沉埋家乡,徘徊不出,不被国家起用。“秋江睡稳”用杜甫《秋兴》“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语,指家居。“掣鲸身手”用杜甫《戏为六绝句》“未掣鲸鱼碧海中”语,“鲸”与上面海蜃、冰夷,都指外国人。“掣鲸身手”是说公度有制服外敌的本领。“终古”,用屈原《离骚》“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意。“徘徊”,意为踌躇不前。公度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后,蛰居乡里办教育。二十六年(1900)曾一度应两广总督李鸿章邀至广州,李欲委以设巡警、开矿产之事,公度因事无可为,辞归。这是“徘徊”的具体内容。“大旗”以下,又急转到“香港晚眺”。“大旗落日”,用杜甫《后出塞》“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语,指清国的黄龙旗已日薄西山。“劫墨”,即劫灰,用曹毗《志怪》所载昆明池底留有大地大劫时灰墨的故事,写祖国河山黯淡无光。两句雄伟中出现阴沉。下面再层层深入,更浓化这一词境,用“又”字领起。“西风鹤唳”,用《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苻坚军“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这里形容帝国主义国家危害中国的可惊形势。“惊笳”句由“晚眺”写到夜。“引”,犹云吹起。“百折涛来”,写海上惊涛,千重百折,拍打船头的场景,沉郁盘屈,悲壮凝炼。用此结住全首,更显得奇情壮采,有辟易万夫之概。
朱祖谋词,像这一类,是能以辛弃疾的骨力运用吴文英的藻采的。在吴文英词中,也有《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等篇,于密丽中见遒劲。朱氏继承了它而又有发展,时代精神更与吴文英词不同了。依声附影者流,以涂抹辞藻为学吴学朱,不特不知朱,并不知吴
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