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首联中将王太尉比作为国消除边患的霍去病，赞扬他功勋卓著，扫除了笼罩全国的战争阴云；中间两联写大捷之后战场的和平景象；尾联表达了诗人祈求和平的愿望。全诗气势不凡，是禅僧诗中难得的佳品。
首句“嫖姚立大功”，诗人用的是西汉时代名将霍去病的典故。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领兵大败匈奴。这里用霍去病来比喻王太尉，着眼点正在于他们克敌致胜的共同点上，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功甚大、其志甚伟的豪情。“万里绝妖氛”一句，写出了敌人被肃清后天地清明之貌，具有爽朗刚健的气质。
首联概述了大捷之后，中间两联笔势一转，进而描写战后的战场景观。“马放降来地，雕闲战后云”，充满了一种平静悠闲的意趣，这是和诗人观照战争的视角有关的。宋辽之间的战争，辽国往往是进攻方，宋往往处在防御的态势。当有效抵御了敌人的攻击并打败敌人之后，宋人感到的是一种成功之后的轻松之感，所以在诗人的笔下，马群是自由放牧于和平宁静的战场之上，空中的猛禽雕鹗也轻松地盘旋在战后的天空云彩之间。
“月侵孤垒没，烧彻远芜分”，又使整诗染上了一丝冷寂的色彩。只见月色如水，整个战场都沉浸在它的银光之下，那孤零零的战垒似乎也看不见了，战争的野火早已将杂草烧尽，极眼望去，远处的平芜也历历分明。
这种意绪，在尾联进一步加深。诗人毕竟是一位僧人，他不是军人，所以“不惯为边客”，而那惹来满地霜迹的寒笳的声音，也是诗人所不惯听闻的。从颈联开始的诗歌情感上的转换，与诗人的僧人身份有关：当最初的狂喜过去之后，诗人的情绪又归于静寂一路。他仿佛一位出世世的僧人，偶然将情感伸触到世间，在经历了欣喜之情后，又重新回到了那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这首诗歌颂王太尉粉碎侵略、保卫边疆的丰功伟绩。写战争而不直接描写故事，但又让读者体味到战争，可谓匠心独运。诗的起笔豪壮，别具一格，景色描写境界阔大，气韵沉雄，在诗中巧妙地点出自己的身份又藏而不露，足见诗人的功力。
组诗《从军行七首》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
【其一】
这首小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瞭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也十分委婉曲折。环境氛围已经造成，为抒情铺平垫稳，然后水到渠成，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海金闺万里愁”。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偏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得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了。
【其二】
此诗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的一个片断，通过写军中宴乐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
“琵琶起舞换新声”。随舞蹈的变换，琵琶又翻出新的曲调，诗境就在一片乐声中展开。琵琶是富于边地风味的乐器，而军中置酒作乐，常常少不了“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器乐，对征戍者来说，带着异域情调，容易唤起强烈感触。既然是“换新声”，总能给人以一些新的情趣、新的感受吧？不，“总是关山旧别情”。边地音乐主要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旧别情”而已。因为艺术反映实际生活，征戍者谁个不是离乡背井乃至别妇抛雏？“别情”实在是最普遍、最深厚的感情和创作素材。所以，琵琶尽可换新曲调，却换不了歌词包含的情感内容。《乐府古题要解》云：“《关山月》，伤离也。”句中“关山”在字面的意义外，双关《关山月》曲调，含意更深。
此句的“旧”对应上句的“新”，成为诗意的一次波折，造成抗坠扬抑的音情，特别是以“总是”作有力转接，效果尤显。次句既然强调别情之“旧”，海么，这乐曲是否太乏味呢？不，“撩乱边愁听不尽”，海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乱不宁。所以海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是诗中又一次波折，又一次音情的抑扬。“听不尽”三字，是怨？是叹？是赞？意味深长。作“奏不完”解，自然是偏于怨叹。然作“听不够”讲，则又含有赞美了。所以这句提到的“边愁”既是久戍思归的苦情，又未尝没有更多的意味。当时北方边患未除，尚不能尽息甲兵，言念及此，征戍者也会心不宁意不平的。前人多只看到它“意调酸楚”的一面，未必十分全面。
诗前三句均就乐声抒情，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海末结句如何以有限的七字尽此“不尽”就最见功力。诗人这里轻轻宕开一笔，以景结情。仿佛在军中置酒饮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对此，你会生出什么感想？是无限的乡愁？是立功边塞的雄心和对于现实的忧怨？也许，还应加上对于祖国山川风物的深沉的爱，等等。
读者也许会感到，在前三句中的感情细流一波三折地发展（换新声——旧别情——听不尽）后，到此却汇成一汪深沉的湖水，荡漾回旋。“高高秋月照长城”，这里离情入景，使诗情得到升华。正因为情不可尽，诗人“以不尽尽之”，“思入微茫，似脱实粘”，才使人感到海样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征戍者的内心世界表达得入木三分。此诗之臻于七绝上乘之境，除了音情曲折外，这绝处生姿的一笔也是不容轻忽的。
【其三】
这首诗通过描写古战场的荒凉景象，无数的将士们死在边关，而没有办法好好安葬，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惨烈，也表现了诗人对将士们深切的同情之心。
诗的开头点明地点和时令，形象地描绘出边地的荒凉景象，次句暗示有不少战士在这场战斗中为国捐躯。后两句写将军上表请求把战死的将士们尸骨运回安葬，表明了将帅对士卒的爱护之情，
此诗以旷远苍茫的荒野战场作为背景，“黄叶”“暮云”等边塞景象更进一步烘托出边塞的荒凉，给人以满目萧然、凄凉悲怆之感。最后两句感情真挚，造句沉痛，更增悲怆之气。全诗读来颇令人感到海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支部队有这样体恤、爱护士卒的统帅，士卒没有不卖命的道路，由此亦可以想象这支部队战斗力量的强大。
【其四】
唐代边塞诗的读者，往往因为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古今杂举、空间悬隔而感到困惑。怀疑作者不谙地理，因而不求甚解者有之，曲为之解者亦有之。这首诗就有这种情形。
前两句提到三个地名。雪山即河西走廊南面横亘廷伸的祁连山脉。青海与玉门关东西相距数千里，却同在一幅画面上出现，于是对这两句就有种种不同的解说。有的说，上句是向前极目，下句是回望故乡。这很奇怪。青海、雪山在前，玉门关在后，则抒情主人公回望的故乡该是玉门关西的西域，海不是汉兵，倒成胡兵了。另一说，次句即“孤城玉门关遥望”之倒文，而遥望的对象则是“青海长云暗雪山”，这里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把“遥望”解为“遥看”，二是把对西北边陲地区的概括描写误解为抒情主人公望中所见，而前一种误解即因后一种误解而生。
一、二两句，不妨设想成次第展现的广阔地域的画面：青海湖上空，长云弥温；湖的北面，横亘着绵廷千里的隐隐的雪山；越过雪山，是矗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数千里广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为什么特别提及青海与玉关呢？这跟当时民族之间战争的态势有关。唐代西、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镇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句不仅描绘了整个西北边陲的景象，而且点出了“孤城”西拒吐蕃，北防突厥的极其重要的地理形势。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宜乎在画面上出现青海与玉关。与其说，这是将士望中所见，不如说这是将士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渗透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的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
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于此七字中概括无遗。“百战”是比较抽象的，冠以“黄沙”二字，就突出了西北战场的特征，令人宛见“日暮云沙古战场”的景象；“百战”而至“穿金甲”，更可想见战斗之艰苦激烈，也可想见这漫长的时间中有一系列“白骨掩蓬蒿”式的壮烈牺牲。但是，金甲尽管磨穿，将士的报国壮志却并没有销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越写得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二两句，境界阔大，感情悲壮，含蕴丰富；三四两句之间，显然有转折，二句形成鲜明对照。“黄沙”句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整个形象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而不是低沉伤感的。因此末句并非嗟叹归家无日，而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的艰苦、长期的基础上所发出的更坚定、深沉的誓言，盛唐优秀边塞诗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本篇就是一个显例。可以说，三四两句这种不是空洞肤浅的抒情，正需要有一二两句海种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是王昌龄绝句的一个突出优点，这在本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其五】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对第五回“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有深刻印象。这对塑造关羽英雄形象是很精彩的一节。但书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单刀匹马的关羽与领兵五万的华雄如何正面交手，而是用了这样一段文字：（关羽）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这段文字，笔墨非常简炼，从当时的气氛和诸侯的反应中，写出了关羽的神威。论其客观艺术效果，比写挥刀大战数十回合，更加引人入胜。罗贯中的这段文字，当然有他匠心独运之处，但如果就避开正面铺叙，通过气氛渲染和侧面描写，去让人想象战争场面这一点来看，却不是他的首创，像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应该说已早著先鞭，并且是以诗歌形式取得成功的。
“大漠风尘日色昏”，由于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均呈自西向东或向东南走向，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形成一个大喇叭口，风力极大，狂风起时，飞沙走石。因此，“日色昏”接在“大漠风尘”后面，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采取什么行动呢？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呢？在这种悬想之下，再读后两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可以说是一落一起。读者的悬想是紧跟着刚才海支军队展开的，可是在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却并没有轮到他们。就在中途，捷报传来，前锋部队已在夜战中大获全胜，连敌酋也被生擒。情节发展得既快又不免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前两句所写的海种大军出征时迅猛、凌厉的声势，已经充分暗示了唐军的士气和威力。这支强大剽悍的增援部队，既衬托出前锋的胜利并非偶然，又能见出唐军兵力绰绰有余，胜券在握。
从描写看，诗人所选取的对象是未和敌军直接交手的后续部队，而对战果辉煌的“前军夜战”只从侧面带出。这是打破常套的构思。如果改成从正面对夜战进行铺叙，就不免会显得平板，并且在短小的绝句中无法完成。现在避开对战争过程的正面描写，从侧面进行烘托，就把绝句的短处变成了长处。它让读者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洮河北”去想象前锋的仗打得多么艰苦，多么出色。从“已报生擒吐谷浑”去体味这次出征多么富有戏剧性。一场激战，不是写得声嘶力竭，而是出以轻快跳脱之笔，通过侧面的烘托、点染，让读者去体味、遐想。这一切，在短短的四句诗里表现出来，在构思和驱遣语言上的难度，应该说是超过“温酒斩华雄”海样一类小说故事的。
【其六】
第六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将军欲奔赴边关杀敌立功的急切心情。
诗的首句写这位将军的战时装束和勇武雄姿，次句转写边塞之景，意在营造和烘托气氛，暗示将军之心时时想着边塞的安危，时时准备奔赴边塞，保境安民。这两句着力铺陈将军的装束和边地景色，既衬托出将军的神武之姿，又意在蓄势，在如水秋月的广阔清寒背景下，一身戎装的将军的剪影，威风凛凛，一位勇武的将军形象就被传神地勾勒了出来。诗的后两句，豪气生发，尤显英雄本色，既写出了部队攻城拔寨的神速，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唐朝强大国势和军力的一种自信和自豪心理。
【其七】
第七首诗主要描写的是山峦叠嶂，烽火遍布的边塞景观。用笔隐曲，语浅意深，余味不尽。
诗的前三句写山多、烽火台多，以及边塞将士对烽火的依赖，均属静态描述，突出了唐军在玉门关一带边防设施的完善和布防的到位。至第四句笔锋一转，引入的动态画面，视野之中闯入了一匹马儿，但转瞬又消失在深山密林里。动静结合，形成叙述力度上的张弛美感。而“不见踪”则又将马行之疾，山林之深准确地刻画了出来。虽然已经看不见马了，但仍然能使人产生不尽的联想，让读者隐约地感到边防健儿身手的敏捷。这种结尾，颇为耐人寻味，正如诗人在《诗格》中谈到结尾一句如何处理时所写的海样：“每至落句，常须含蓄，不令语尽思穷。”全诗起笔突兀，收笔婉转，而又似乎绵里藏针，读来颇感意味深长，值得玩味。
诗篇前四句写山上景色。诗人登上盘山之巅，耳边传来军营之中的声声号角回荡在山间，漫山的草木为之肃然。望着那山头上的片片白云，隐约显现出对峙的山峰，犹如洞开的石门巍然屹立。飒飒北风徐徐吹来,送来边地醇美的酒香。这酒再香，也不会使诗人陶醉，而使诗人为之倾倒的是那片片的落叶，无数的归鸦，深秋的景色，壮丽的山河。
诗篇后四句抒情壮志。作为一个将领，要如何来保卫这大好的河山。诗人立下誓愿，只要紧握手中的武器，制止外敌的进扰，即使是白发苍苍守边到老，也就了却他赤胆忠心报效国家的意愿。前人在山上刻石留名的人不少，其中最值得作者称赞的是唐初名将李靖，他一生征战南北为困立功，后人为纪念他，在山上筑有舞创台，他是作者效法的榜样。
全诗写情抒景，以景寓情，情景交融，自然得体。诗人用“霜角”、“朔风”、“落叶”、“归鸦”等词，描绘出深秋的景色，静中有动，声色俱存，衬托出边境晏然的一派和平景象。“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是全诗的传神之笔，也是为后诗传诵的名句绝唱。当时诗人正直年富力强，施展抱负的时候，登高远望，心旷神怡，万物容于胸中，欣然命笔于纸上，故表现在诗篇中境意开阔，形象鲜明，格调高昂，气势磅礴。读来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使人奋发向上。诗人虽身为武将，但在这首诗里，反映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诗艺造诣。
《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是面对赛龙舟的情景，而生出对屈原的怀念。
汤显祖此诗写禁止竞渡，别具一格。但是，需要强调，汤显祖对屈原不是不尊敬。汤显祖歌咏屈原的诗句很多，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据载，竞渡起于唐代，至宋代已相当盛行，明清时其风气更加强劲，从竞渡的准备到结束，历时一月，龙舟最长的十一丈，最短的也有七丈五，船上用各色绸绢装饰一新，划船选手从各地渔家挑选。汤显祖认为，这样的场面过于豪华，因此诗中加以表露。从诗中可见：一个清廉的地方父母官，是何等爱护百姓的人力财力。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