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挂绝壁枯松倒倚。”首句描写悬崖之上一棵枯松倚绝壁而倒挂，既写出枯松的奇姿，又衬托出山势的险峻。作者放在小令的开头，使人有突兀不凡之感。”落残霞孤鹜齐飞。“写秋天傍晚江上明丽的景物。这两句刻意经营，本身极富形象感，又借得了名句所固有的审美效应，从而一上来便先声夺人，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四围不尽山”两句，是对前面两句所写景物的概括，也是在意象上的扩大和补充。前面两句是镜头各对准一个焦点，摄取最动人的画面，他们的景观是具体的，但却是定位的，是在某一个方向上。现在加上这两句，进一步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使他们看到除了上面所写到的景物之外，四围还有数不尽的山，无穷的水。这种大笔勾勒似的写景，为下面写”秋意“作了心理上的铺垫。

　　“齐西风满天秋意。”西风“无形，”秋意“无迹，然而又确实有”意“可感。这境界既有物境，也有心境。曲写至此，自成一段落，它把秋景、秋意都提供给读者了。但是如果曲子就到此结束，它还不过是一幅没有人物的静物画，而且构图不够多样与丰富。

　　“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静静的夜，静静的湘水，一只船，高挂着云帆，悠悠前进。“月影低”说明月亮才刚刚升起，它的清光投射在船帆上，使帆影显得低而且长。在这里，作者把自己摆进图画中，成为画面中的一员。人物出现，画面顿时活了起来。因为“云帆月影”的夜航点缀了清旷的江面，太富有画意了，而且地点正好在潇湘之上，就像一幅潇湘景物图一样，所以说“载我在潇湘画里”。

　　整首小令写的都是潇湘行舟所见。是按照时间顺序道来。作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冷静的观照二视野所及，潇湘两岸的山水风物，都使他感到心旷神怡；虽然两风的轻拂带来了满天的秋意，传统的季节感受，加上身在旅途，不能不使他产生微微的萧瑟之感；但因为他身为湖南宪使，也许是外出公干，也许就在赴任途中，所以心境是平静的。正因如此，我们获得了一幅气象阔大、意境飞动的秋光图。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这是北宋词中的名篇之一，也是张先享誉之作。而其所以得名，则由于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之句。据陈师道《后山诗话》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各家评论，都说到张先所创作的词中以三句带有“影”字的佳句为世所称，人们喻之为“张三影”。

　　这首词调下有注云：“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说明词人感到疲怠，百无聊懒，对酣歌妙舞的府会不感兴趣，这首词写的正是这种心情。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手执酒杯细听那《水调歌》声声，午间醉酒虽醒愁还没有醒。送走了春天，春天何时再回来？

　　其实作者未尝不想借听歌饮酒来解愁。但在这首词里，作者却写他在家里品着酒听了几句曲子以后，不仅没有遣愁，反而心里更烦了。于是在吃了几杯闷酒以后便昏昏睡去。一觉醒来，日已过午，醉意虽消，愁却未曾增减。张先一想到笙歌散尽之后可能愁绪更多，所以根本连宴会也不去参加了。这就逼出下一句“送春春去几时回”的慨叹来。这里上下两个“春”字，也就有了不尽相同的涵义。上一个“春”指季节，指大好春光；而下面的“春去”，不仅指年华的易逝，还蕴含着对青春时期风流韵事的追忆和惋惜。

　　“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上片后三句是说，临近傍晚照镜，感伤逝去的年景，如烟往事在日后空自让人沉吟。

　　此时已近黄昏，总躺在那儿仍不能消愁解忧，便起来“临晚镜”了。这个“晚”既是天晚之晚，当然也隐指晚年之晚，这同上面两个“春”字各具不同的涵义是一样的，只是此处只用了一个“晚”字，而把“晚年”的一层意思通过“伤流景”三字给补充出来罢了。这件“往事”，明明是可以成为好事的，但由于自己错过机缘，把一个预先定妥的期约给耽误了（即所谓后期），这就使自己追悔莫及。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的印象并未淡忘，只能向自己的“记省”中去寻求，但寻求到了，也并不能得到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烦恼。这就是自己为什么连把酒听歌也不能消愁，从而嗟老伤春，即使府中有盛大的宴会也不想去参加的原因了。可是作者偏把这个原因放在上片的末尾用反缴的手法写出，乍看起来就像事情的结果，这就把一腔自怨自艾、自甘孤寂的心情写得格外惆怅动人。

　　上片写作者的思想活动，是静态；下片写词人即景生情，是动态。静态得平淡之趣，而动态有空灵之美。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下片前两句是说，鸳鸯于黄昏后在池边并眠，花枝在月光下舞弄自己的倩影。

　　作者未去参加府会便在暮色将临时到小园中闲步，借以排遣从午前一直滞留在心头的愁闷。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水禽已并眠在池边的沙岸上，夜幕逐渐笼罩着大地。这个晚上原应有月的，作者的初衷未尝不想趁月色以赏夜景。不料云满晴空，并无月色，既然天已昏黑那就回去吧。恰在这时，意外的景色变化在眼前出现了。风起了，刹那间吹开了云层，月光透露出来了，而花被风吹动，也竟自在月光照耀下婆娑弄影。这就给作者孤寂的情怀注入了暂时的欣慰。此句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仅在于修辞炼句的功夫，主要还在于词人把经过整天的忧伤苦闷之后，居然在一天将尽时品尝到即将流逝的盎然春意。这一曲折复杂的心情，通过生动妩媚的形象给曲曲传绘出来，让读者从而也分享到一点喜悦和无限的美感。这才是在张先的许多名句中唯独这一句始终为读者所爱好、欣赏的主要原因。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末四句是说，一重重帘幕密密的遮住灯光，风儿还没有停，人声已经安静，明日落花定然铺满园中小径。

　　结尾写词人进入室中，外面的风也更加紧了，大了。作者先写“重重帘幕密遮灯”而后写“风不定”，是说明作者体验事物十分细致，因为外面有风，如果帘幕不遮，灯自然会被吹灭，所以作者进了屋，就赶快拉上帘幕。但下文紧接着说“风不定”，是表示风更大了，纵使帘幕密遮灯焰仍在摇晃，这个“不定”是包括灯焰“不定”的情景在内。“人初静”一句，也有三层意思。一是说夜深人静；二是指府中的歌舞场面这时也该散了；三是结合末句见出作者惜花的一片深情。好景无常，刚才还在月下弄影的姹紫嫣红，经过这场无情的春风，恐怕要片片飞落在园中的小路上了。作者在末一句所蕴含的心情是复杂的，春天毕竟过去了，自嗟迟暮的愁绪更强烈了，然而幸好今天没有去赴会，居然在园中还欣赏了片刻春光，否则错过时机，再想见到“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动人景象就不可能了。

　　上片写作者的思想活动，是静态；下片写词人即景生情，是动态。静态得平淡之趣，而动态有空灵之美。作者未参加府会，便在暮色中将临时到小园中闲步，借以排遣从午前一直滞留在心头的愁闷。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水禽已并眠在池边沙岸上，夜幕逐渐笼罩着大地。这个晚上原应有月的，作者的初衷未尝不想趁月色以赏夜景，才步入园中的。不料云满夜空，并无月色，既然天已昏黑那就回去吧。恰在这时，意外的景色变化在眼前出现了。风起了，霎那间吹开了云层，月光透露出来了，而花被风所吹动，也竟自在月光临照下婆娑弄影。这就给作者孤寂的情怀注入了暂时的欣慰。此句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仅在于修辞炼句的功夫，主要还在于词人把经过整天的忧伤苦闷之后，在一天将尽品尝到即将流逝的盎然春意这一曲折复杂的心情，通过生动妩媚的形象给曲曲传绘出来，让读者从而也分享到一点欣悦和无限美感。

　　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就遣词造句评论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已是权威性的评语。沈祖棻说：“其好处在于‘破’、‘弄’二字，下得极其生动细致。天上，云在流，地下，花影在动：都暗示有风，为以下‘遮灯’、‘满径’埋下伏线。”拈出“破”、“弄”两字而不只谈一“弄”字，确有过人之处，然还要注意到一句诗或词中的某一个字与整个意境的联系。即如王国维所举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如果没有“红”、“春”二词规定了当时当地情景，单凭一个“闹”字是不足以见其“境界全出”的。张先的这句词，没有上面的“云破月来”（特别是“破”与“来”这两个动词），这个“弄”字就肯定不这么突出了。“弄”之主语为“花”，宾语为“影”，特别是那个“影”字，也是不容任意更改的。其关键所在，除沈祖棻谈到的起了风这一层意思外，还有好几方面需要补充说明的。第一，当时所以无月，乃云层厚暗所致。而风之初起，自不可能顿扫沉霾而骤然出现晴空万里，只能把厚暗的云层吹破了一部分，在这罅隙处露出了碧天。但云破出未必正巧是月光所在，而是在过了一会儿之后月光才移到了云开之处。这样，“破”与“来”这两个字就不宜用别的字来代替了。在有月而多云到暮春之夜的特定情境下，由于白天作者并未出而赏花，后来虽到园中，又由于阴云笼罩，暮色迷茫，花的风姿神采也未必能尽情地表现出来。及至天色已暝，群动渐息，作者也意兴阑珊，准备回到室内去了，忽然出人意表，云开天际，大地上顿时呈现皎洁的月光，再加上风的助力，使花在月下一扫不久前的暗淡而使其娇艳丽质一下子摇曳生姿，这自然给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欣慰。

　　这首词又名《快哉亭作》，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此词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知君为我新作”两句，交待新亭的创建，点明亭主和自己的密切关系，反客为主、诙谐风趣地把张偓佺所建的快哉亭说成特意为自己而造，又写亭台窗户涂抹上青红两色油漆，色彩犹新。“湿”字形容油漆未干，颇为传神。

　　“长记平山堂上”五句，是记忆中情景，又是对眼前景象的一种以虚托实的想象式侧面描写。作者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他又以此比拟他在“快哉亭”上所目睹的景致，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优美独特的意境。这种以忆景写景的笔法，不但平添了曲折蕴藉的情致，而且加强了词境的空灵飞动。以上五句新颖别致，引人入胜，通过作者昔日的淋漓兴致，传达出当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上片是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及其远处的胜景。下片换头以下五句，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这是对水色山光的静态描写。“忽然”两句，写一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掀舞。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由静境忽变动境，从而自自然然地过渡到全词着意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以下几句，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下片的描写和议论，豪纵酣畅，气势磅礴，词中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有强烈的震撼力。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其中灌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