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室昔横溃”到“天骄蹙中原”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西晋末年，军阀割据，朝野纷争不断。“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两句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窒息的乱世画面。“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是指，当时匈奴的军队相继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整个中原已经在胡人的铁蹄之下。此刻如果再没有杰出的将领出来抵御侵略，司马王朝必将灭亡。这一段极力描述局势的纷乱与紧迫．是在为下一段谢安的出场做铺垫。时势造英雄．正是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可更具英雄色彩。
从“哲匠感颓运”到“苍生望斯存”为诗歌的第二部分。谢安于乱世中应时而出，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司马王朝的半壁江山。为了表现谢安的雄才大略，诗人首先描述苻坚领导的前秦军队是如何强大。由“百万众”和“如云屯”即可看出，前秦的兵士众多，气势恢宏，这正与西晋王朝混乱纷杂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投鞭可填江”，固然是在描述苻坚的狂妄自傲、不可一世，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秦的军队之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安临危受命，凭借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在淝水将前秦的军队一举击破，使“淝水之战”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场著名战役。诗人又用“谈笑”一词勾勒出了谢安从容不迫的气度。战场上刀光剑影，惨烈异常，而谢安依然能够轻松自如，从容面对。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国时的奇才诸葛亮。“丑虏无遗魂”，写前秦军队的落荒而逃，既和前面大军进攻中原时的浩浩荡荡以及苻坚的不可一世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烘托出谢安战绩的显赫。这一战的胜利为谢安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推崇，使他得以流传百世，受人敬仰。
从“冶城访古迹”到“归入武陵源”是诗歌的最后一部分。诗人的目光从历史上回到了现实中。谢安墩地势高耸，鲜有人声喧哗，这样略显荒凉的场景引发了诗人更多的思考。王羲之当年正是在这里劝谢安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这才有了之后谢安的应时而出、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之举。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王羲之和谢安可谓志同道合，就像梧桐与嘉树一样，而他们的故事也如同蕙草留下的芳根一样，成为了代代相传的千秋佳话。想到这段历史，诗人很自然地就会联系到自己。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像谢安一样，建立不朽的功绩。然而身边并没有像王羲之之于谢安这样的知己，自己空有才华而无人赏识，怀才不遇的苦闷无处排遣。在谢安墩上远望，白鹭在春天的小洲上空飞过，青龙山迎接着初生的太阳。诗人看见的自然景物都蕴含着生机和希望，而身边的谢安墩由于年代久远，楼台倒塌，到处长满繁茂的庄稼。这使他再次感叹功名富贵的不可长存，于是又有感而发：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建功立业，实现心中抱负，一定会辞去官职，到归隐之地享受田园牧歌的生活。
李白的诗歌字里行间常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被赏识被重用，从而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劳。谢安一战而平天下的壮举正是他最大的理想。因而登上谢安墩，诗人才会有这样多的感慨。虽然现实中有诸多不如意，他依然期待着有机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也是李白和一些归隐诗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怀才不遇的诗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隐于林，独善其身。而李白尽管有归人武陵源的念头，也依然希望是在“功成”之后再将其实现。这成了他坚持一生的信念，也成为其大部分诗篇的终极主题。
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