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晏多愁善感，对于人生，总是放不下他的思考，欢会之际难遣闲愁，春日临近顿生希望，悲愁与欢乐，聚合与离散，总是此消彼长起伏回旋，在他的心灵之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波澜。这首《临江仙》词，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感情长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
词的上片写的是与友人在一起的酒筵欢会，却以“眼中欢事常稀”来表现，使欢乐也蒙上一层愁苦的阴影。因为聚会稀少，故而特别珍惜；因为珍惜，故而更怕这段欢事的终结；因为怕它终结故而要仔细地数一数究竟还有多少个相聚的日子。作者真切地表述了细腻的心理活动，很是耐人寻味。
下片当以“东溪春近好同归”为核心，表述了作者对生活的取向和希望。“浅酒”与“深情”两句，就其句式与内涵而论，又是相互纠葛在一起的，这种笔法，本是《临江仙》词牌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的写作要求，其间有对比，有连结，或为对仗，或为互文。这两句是说：浅酒无别人可劝，惟君能劝；深情无别人可知，惟君能知。这样就把席间欢会的主客双方的亲密关系交代了出来。“东溪”，即东边的溪山，泛言风景秀丽之处，并不是实有的地名。选个好去处，携同归隐共赏春光，也就不会再有异地分离的情况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最后两句是由“春近”二字引发出来的想象中的东溪美景：“柳垂江上影，梅谢雪中枝”。用十个字总写春景，并不容易。选材欲其美，大概至少须得做到这么几点方能合乎要求。
诗歌的首句表达了诗人因不能与友人相聚，一起赋诗饮酒，欣赏春色而深感遗憾。
“虽失春城醉上期，下帷裁遍未裁诗。”是说友人因病而错失与自己春日共游饮酒的约定，放下帷幕苦读讲学，未能写成新诗。流露出对友人因病而无法与自己一道游览春光的遗憾惋惜之情。
“因吟郢岸百亩蕙，欲采商崖三秀枝”，前句说自己在室内培养人才，但内心仍想去山崖上采摘三春秀丽的花枝。此句表达诗人因友人无法赴约而也闭门教书，但内心仍旧充满对春天美景的渴望之情，仍旧流露出对于无法饱览春光的遗憾之情。
诗歌第五句写自己如野鹤一般，不受约束，言外之意是自己现在没有在官场，也并不会期待投身官场。
诗歌第六句写诗人虽然吃着朴素的饭菜，但心安理得，非常惬意。言外之意是虽然贫穷，有才难现，即使生活朴素，但我内心宽阔，没有束缚。
诗歌第七句，诗人期待友人的眼疾能尽快好起来，言外之意是我很担心你，希望你一定要战胜病患。
诗歌第八句是说，只要能让皮日休的双目重新恢复健康，不怕将来没有花满枝的美好春景供我们一同游赏，体现出诗人对友人病情的关切与宽慰，希望友人疾病能尽快转的美好祝福，友人一定能恢复康健的信息，以及对将来携手共游的期待之情。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