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朔斋名震孙，字长卿，蜀人。曾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斗南楼原址在广州府治后城上，始建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其特色是在此地观海山之景，别具情致。
起笔二句：
极有气势，站在斗南楼上，万顷海涛，千仞云山，尽收眼底，使人视界大开，胸襟舒畅。
“黄湾”，即韩愈《南海神庙碑》所谓“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黄木湾，位于今天广州东郊黄埔，是珠江口一个呈漏斗状的深水港湾。唐宋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商船往来贸易均在此处停泊。
“白云”，指广州城北的白云山。“万顷”、“千仞”虽是诗词中常见之语，但用于篇首，气势尤显雄壮。
“一亭收拾”，即一楼览尽之意。据《广东通志》载：于此可以“东瞰扶胥浴日之景，西望灵洲吞纳之雄，南瞻珠海，北倚越台。森列万象，四望豁然”。
“一亭”句与首二句相衔接呼应。由于一亭览尽胜景，词人心神俱爽，暑热顿消，达到清凉境界。该句中的一个“豁”字，将词人暑热顿消的情志、精与气都表现出来。
“潮候”句，分承“万顷”、“千仞”句发挥。潮水的早晚涨落，山色的雨晴变化，这正是岭海特有的景色。“天送双眸”句，一个“送”字，便把天际的景色，轻轻移来眼底。此处上接前两句，写出景致的变化，丰富了景色的内涵。
词人眺望天边：在万顷烟波之外的遥远地方，在那波浪中起伏的无数船只，是往来穿梭的商船。“绝域”二句，写出了中外通商贸易的繁忙景象，为宋词中绝无仅有。
上阕：
主要是写眼前雄奇壮阔的景色，下阕则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风景别”三句，写出词人对故乡的自豪感。他认为，这里可以览海观山，远胜于南昌的滕王阁和徐州的黄楼。滕王阁与黄楼是古时的两座名楼，分别因诗人王勃与苏辙、秦观写序作赋而名声鹤起②。作者在题斗南楼时，比之以“滕阁”、“黄楼”，有不让前贤之意。
“胡床”句由斗南楼联想到南楼，晋朝庾亮曾于秋夜登武昌南楼，坐胡床与诸人谈咏，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胡床”是当时一种可折叠的躺椅。“胡床老子”，指庾亮，这时用典借指刘朔斋。“珠玉”，比喻优美的诗文，这里指刘朔斋的原作。
“胡床”句称誉刘朔斋醉中挥笔，在南国留下美好的词章，对题目作了呼应。
词人写到这里，感情奔放，大有飘飘欲仙之意。他放怀抒发：“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他要驾起大鹏，唤醒已化为石头的五只仙羊，在仙境中遨游。“八极”指八方之极远处，指广阔的空间。“佩”，指仙人的玉佩，传说系上它便可在天上飞行。“丹丘”，指仙境。《楚辞。远游》之“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即以“丹丘”指仙乡。
“叱起仙羊五石”一句：
来自两个典故。据《术平寰宇记》载：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分别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当地人，祝他们永无饥荒。仙人言罢隐去，五羊化石。广州因此又名羊城。《神仙传》又载：有皇初平者牧羊，随道士入金华山石室中学道。其兄寻来，只见白石，不见有羊。初平对石头喝了一声：“羊起！”周围的石头都变为羊。这两个典故，一为羊化石，一为石化羊，合用在一起，使人觉受到作者随心所欲、指挥万象的豪情！
“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一句：
笔锋一转，由天上回到人世。“机动”句反用“鸥鹭忘机”之典。《列子·黄帝》载：古时海上有好鸥鸟者，每从鸥鸟游，鸥鸟至者以百数。其父说：“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次日至海上，鸥鸟舞而不下。“机”即机心，指欲念。意思是人无欲念，则鸥鸟可近。陆游《登拟岘台》之“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便用此意。此处反用，即设若欲念一生，鸥鸟便惊飞远避了。二句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态度。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
这首词写离情相思，别具韵味。思妇久盼意中人音信不至，心中自然无限幽怨，可是却以“此恨对语犹难，那堪更寄书说”自我安慰。词的 上片写秋月高挂，冰汪玉洁的美人在月下漫步。满腹心事，无法表达，欲托之于书信，怎奈孤鸿鸣声渐远，行人音信断绝。“玉台”四句描述思妇送别前着意梳妆饰容，表现出女为悦己者容的恋情和离别难合的心情。“雨初歇”三句写送别后之茫然，借“孤鸿”楼外渐远烘托行人已在山外失踪，声远音绝。“此恨”二句以“对语”、“寄书”双层递进写思妇离愁别恨郁结于心，难以倾诉的悲抑。
词的下片写因相思而清瘦，遇黄昏尤觉消魂。花落春去，唯有明月缺而复圆，撩人情思。玉台挂秋风，铅素浅、梅花傅香雪。“玉台挂秋月”各本多解释为楼台外挂着明月，指为实景。“铅素浅”和“传香雪”见其美在素雅本色。“教人”三句总写自己红颜憔悴，金缕衣宽，怨行人之“轻别”，置自己于苦恨不可自拔。“太情切”三句描绘了令人消魂难过的环境氛围，所见所闻皆备感孤独、凄凉。“落尽”二句写春花落尽，明月高远、遂怨明月之圆缺无情，与“秋月”意象巧妙遥映。最后直接倾诉对行人的怨恨：恨他竟不如残荷之余香尚惹鸳鸯结伴，反使自己落得孤单索寞。
这是首写闺怨的长调，末尾两句以痴语显深情，结句怨得无理，却妙得痴情神理。全篇风格婉丽，情致缠绵。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