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份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
这首诗首联“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直接指出一口井如果没有了水，固然是废井；倘若有水而无人汲，也依然是废井。诗人从这个角度比喻作诗。颔联“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中的“笔砚”、“吟咏”互文见义，皆指创作活动。辘轳是汲取井水的起砚装置，即在井上树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绕绳索，系上水桶，摇转手柄，使水桶一起一落，汲取井水。縻绠即井绳，与前辘轳意思相同，都是借汲水的过程，喻指作诗时思绪飞动的状态。那么，既然天天要作诗，诗思会不会枯竭呢。作者认为不会，正如从井里汲水一样，虽然每天都汲，可是“朝来砚汲引，依旧得清冷”，给人的感觉仍是全新的。
这首诗的尾联“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点明该诗是赠给“同怀人”，同时贾岛是中唐苦吟诗派的砚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曾说过“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送僧》）一类的话，但落实到作诗上，却从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气韵，而总是在费尽心思地雕章琢句，仿佛是要通过“渐修”得到作诗的真谛。这种诗的艺术风格，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一文中也作过论述：“贾岛同时代的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僧房和山野的清寂幽僻就与“清凉”和“酸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通过苦吟的手段来达到这一境界又是一些才气一般却又希望有所作为的诗人的较好方法。所以，前人认为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不无道理。《唐摭言》卷十曾记载了晚唐李洞尊崇贾岛的事迹：他铸贾岛的铜像，经常手持念珠念贾岛佛。如知道谁喜欢贾诗，他就手录贾诗赠之，并再三叮咛说：这无异于佛经，应该焚香而拜。李洞的做法虽有些极端，但足以说明贾岛诗的独特风格对晚唐五代诗人的深刻影响。综上所述，就不难看出该诗尾联中的“多苦辛”。
这是一篇精彩的讽刺小品。孟子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卑劣下贱，外表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他为了在妻妾面前摆阔气，抖威风，自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请他吃喝，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坟地里乞讨。妻妾发现了他的秘密后痛苦不堪，而他却并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还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有几分恶心。
男主角“齐人”，分明是当时社会上一个为追求“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的缩影。他自欺欺人，做着连自己妻妾也被欺骗隐瞒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却装出一副骄傲自满的神气。虽只寥寥几笔，但他的丑恶嘴脸已暴露无遗了。
但在具体分析本文之前，我想提个问题。即在《孟子》七篇中，每一章都有“孟子曰”字样，说明全书是孟轲的门徒及其后辈们追记下来的。惟独这一章偏偏没有“孟子曰”这三个字。因此近人高步瀛在《孟子文法读本》中认为，这一章应与它的前一章相连，不宜分成两截。我是同意高先生这一看法的，理由详下。现在先把它的前一章抄在下面：
储子曰：“王使人（jiàn，窥视）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正因为齐宣王派人对孟轲窥伺盯梢，才引起孟子讲出了“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如把两章连到一起，自然不存在惟独这一章没有“孟子曰”字样的疑问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文章修辞的角度来看。《孟子》书中用“”字的地方只有这两处，而这两段文字又恰好彼此衔接；如果孟子不是用齐人之妻的“良人之所之”来与储子说的“王使人夫子”相呼应，而是分成全无关涉的两章，那么这两个“”字的出现也未免太凑巧了。但上述两点还不是两章书应合为一章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探究。
故事的叙述部分没有什么有意突出的笔墨，作者态度的冷静客观有点像契诃夫在写短篇。但文章却是由浅入深，由先果而后因（即先写现象后点出这种现象发生的背景）的手法，层层揭示出“齐人”龌龊的灵魂，剥去他虚伪的外衣。从“齐人”口头上的吹牛（“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引起了“其妻”的疑心，用“未尝有显者来”点出可疑的症结所在。接着笔锋却从其妻“”的角度由侧面往深处揭露：“遍国中无与立谈者”，是说这个自吹自擂的家伙连普通老百姓都没有一个搭理他的，可见“尽富贵也”的话是纯属吹牛；然后写他“卒之东郭墦间”，跑到墓地上去了，这不能不令人奇怪，使读者也急于看到下文；最后谜底揭晓，原来他不过是个乞丐，而且是个死皮赖脸的痞子，“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这种抽蕉剥茧的手法还不够，更在下面一段的末尾补上一句“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写“齐人”的厚颜无耻不但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表露在神态上和精神状态中，此之谓“颊上添毫”。这种形象刻画真是跃然纸上了。
读这篇文章，我以为应注意以下四点。第一，要注意其文章的繁与简的处理。如写“良人出”至“尽富贵也”一节，竟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这主要是为了突出写这一现象。特别是第二次写时加上了一句“而未尝有显者来”，这就点出了可疑的关键，为下文的“”做好了铺垫。同时，这一重复是为了与后文对照，相反而又相成。“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与“尽富贵也”恰好相反，而“餍酒肉而后反”则又与“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相成。前面的重复正是为了使下文反跌时更有力。而当其妻“告其妾”时，却没有把她所“”的全部过程重说一遍，只用了“今若此”三字，好像把话说到半截便咽了回去。这个“此”字竟包括了从“蚤起”以下44字描写的内容，真是简到不能再简。这是因为前面的笔墨已写得淋漓尽致，精彩的镜头如再度出现就反而乏味了；何况其妻的内心感情之复杂绝非重述其所见的种种丑恶现象所能尽，反不如只说半句话更为含蓄有力。即在下文，也只用了一个“讪”和一个“泣”字也已足够，至于“讪”什么和为什么“泣”，都无须细表了。可见作者对文章的繁与简确用过一番心思。
第二，有人会问，这个“齐人”穷得讨饭，怎么还有“一妻一妾”？我以为，“妾”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为了主题突出和情节安排的需要。比如妻发现了疑点，便对妾倾诉自己的心事；盯梢回来，把所“”的结果又告诉了妾；妻妾二人互讪互泣，显然比一个女人的自怨自艾效果更突出。没有“妾”，“妻”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较大限制，故事的讽刺力量也会大大削弱。比如只说“骄其妻”，就远不如说“骄其妻妾”显得传神尽态。
第三，“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一句是说故事者的解释之词呢，还是“齐人”之妻说出来的话？这有点类似于鲁迅《孔乙己》中的一段文字：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对这几句话，过去曾有过争论，有人说是作者站出来说话，有人则以为应该是酒店小伙计说的。其实这是作者在替作品中的主人公表达他内心的独白。这儿的“此其为餍足之道也”也正是“齐人”之妻在恍然大悟后的一句内心独白，由说故事的人代她表达出来罢了。
第四，要注意本篇中“而”字的用法。这篇文章里的“而”字有两种用法。一种起连接作用，即“而”字的前后两部分是并列的，如“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的“而”，乃是连接“不羞”和“不相泣”这两个并列成分的，意思说她们是既羞又泣，不羞不泣的是太少见了。另一种则起转折作用，使文章显得透辟有力。如“而未尝有显者来”“而良人未之知也”两句，要是没有这两个“而”字，便缺乏唤醒和点破的作用，文章也就没有波澜而软弱无力了。这两种“而”字的用法必须分清，而后一种对我们用现代汉语写文章也是可以借鉴的。
最末一段是作者对故事的总结性的断语。它只对“齐人”做了批判，却没有照应前面回答储子的话。这正是被后人把一章书误分为两章的原因，有的同志不同意高步瀛先生的看法，所持的理由也正在这里。其实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写法，本不要求再回到原来的论题上去。因为只要一照应前文，就会成为对齐王的谩骂，对自己的表扬，并把全篇讽刺的意义大大削弱。读者请分析一下：“”本身并非光明磊落的行动，“”人则更属非礼。一个人之所以要被人“”，想必他做出了见不得人的事，不是内挟阴私，就是外充伪善。齐宣王以王者之尊，竟派人去“”孟子，孟子当然很有反感，所以一上来就用“何以异于人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但如果从修养、学问、见识、阅历来看，作为学者的孟轲，当然有“异于人”之处。但这种“异于人”的地方是不怕被人“”的，问题乃在于根本不应该派人去“”。所以孟子提出了“尧舜”来同自己相比，意思是说尧舜也不过同平常人一样，何况我孟轲!尧舜是古之圣人，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可见孟子用来自拟的形象是高大的。而下面却讲了一个十分猥琐的故事。意思说，只有龌龊小人才阳一套阴一套，才有被“”的必要；从另一方面说，只有一个人被怀疑自己是否伪君子时，别人才想到去“”他。“齐人”的故事一方面对那些追求“富贵利达”的龌龊小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一方面也正是为了孟子自我表白：我不求富贵利达，自然不会做自欺欺人瞒心昧己的丑事，当然无须装成一副伪善者的面孔做给人看。这正是孟轲从反面证明自己是光明磊落的。因此对于前面的话，也就用不着再回过头去照应了。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