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整整做了五十年的高官。他赋性“刚峻”(《五朝名臣言行录》),处事谨慎,没有流传什么风流艳事。他自奉俭约,但家中仍然蓄养歌妓,留客宴饮,常“以歌乐相佐”(《避暑录话》)。他喜欢纳什么歌妓、姬妾,是容易做到的。照理,他生平不会在男女爱情上产生多少离愁别恨,但他词中写离愁别恨的却颇多。这可能和当时写词的风气有关:酒筵歌席上信手挥写,以付歌妓、艺人歌唱,内容不脱晚唐、五代以来的“艳科”传统;也可能和文学创作的特点有关:它可以描写人们的普遍感情,不限于作者的自我写照。但晏殊写的这类词,也不像完全脱离自身生活的客观描写,这首《踏莎行》小令,就是这样的一首词。
此词写别情。上片起首三句:“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楚辞·离骚》有瑶台这个词,但可能从《穆天子传》写西王母所居的瑶池移借过来,指陆上仙境。说要往海上仙山,没有波涛的险阻,要往瑶台仙境,也有路可通,原来可以双飞同去,但当时却没有这样做;此时“思量”起来,感到“不合”,有些后悔。接着两句:“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是说放弃双飞机会,让“意中人”轻易离开,此时后悔莫及,可就是“山长水远”,不知她投身何处了。“轻别”一事,是产生词中愁恨的特殊原因,是感情的症结所在。一时的轻别,造成长期的思念,“山长”句就写这种思念。它和作者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词中的“山长水阔知何处”,同一意境。
下片,“绮席凝尘,香闺掩雾”,写“意中人”去后,尘凝雾掩,遗迹凄清,且非一日之故。“红笺小字凭谁附”,音讯难通,和《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的“欲寄彩笺兼尺素”而未能的意思相同。“高楼目尽欲黄昏”,既然人已远去,又音讯难通,那么登高遥望,也就是一种痴望。词中不直说什么情深、念深,只通过这种行动来表现,显得婉转含蓄。最后接以“梧桐叶上萧萧雨”一句,直写景物,实际上景中有情,意味深长。比较起来,温庭筠《更漏子·玉炉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虽然妙极,还是失之显露;而作者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词中的“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另一首《踏莎行·小径红稀》的“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结笔的妙处正相同,都是以景结情。
这首词写离愁别恨,侧重“轻别”,有其“个性”;它从内心的懊悔和近痴的行动来表现深情,婉转含蓄,不脱晏殊词的特点;而结笔为最妙,蕴藉而韵高,尤堪玩赏。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采莲曲》是乐府诗旧题,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娃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
此诗的起首二句中,用了两个“晚”字,强调了一种特定时间背景:笼罩着软和恬静夕阳余辉的傍晚——一个最能引起人的情思,让人沉浸的时刻。“风起”二名转入采莲的描写,从“难渡”中透露出采莲女柔弱纤细的形象。“棹动”二名描绘的采莲场面只有两笔写实的白描:采莲的小船在荷丛中穿过,桨儿不时碰落盛开的莲花,一瓣瓣地飞落湖中,惊起了安详地栖息着的只只白鹭,打破了它们的宁静世界。末二句借物写情,别有一种趣味:采莲人欲归了,可是荷丝缠绕着她的柔腕,菱角又牵拽着她的衣裙。实际上是作者留恋这环境,故借采莲人写同。拟人手法运用十分巧妙,全诗情韵顿生。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是纳兰性德悼亡词中的代表作。其悼亡词有四十首之多,皆血泪交溢,语痴入骨。此词尤称绝唱。词从空阶滴雨,仲夏葬花写来,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又以夜台幽远,音讯不通,以至来生难期,感情层层递进,最后万念俱灰。此生已矣,来世为期?全词虚实相间,实景与虚拟,所见与所思,糅合为一,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纳兰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于此可见一斑。
词起得突兀:“此恨何时已?”此乃化用李之仪《卜算子》词“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成句,劈头一个反问,道出词人心中对卢氏之死深切绵长、无穷无尽的哀思。作者既恨新婚三年竟成永诀,欢乐不终而哀思无限;又恨人天悬隔,相见无由,值此亡妇忌日,这种愁恨更有增无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句,更渲染出悼亡的环境氛围。“滴空阶”二句,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阕词意,温词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能清晰听到夜雨停歇之后,残雨滴空阶之声的人,一定有着郁闷难排的心事,温飞卿是为离情所苦,纳兰容若则为丧妻之痛,死别之伤痛自然远过于生离,故其凄苦更甚。卢氏死于农历五月三十日,此时已是夏天,争奇斗艳的百花已大都凋谢,故称“葬花天气”。此处有两措辞当注意:其一明属夏夜,却称“寒更”,此非自然天气所致,乃寂寞凄凉之心境感受使然;其二是词人不谓“落花”,而称“葬花”,“葬”与“落”平仄相同自非韵律所限。人死方谓“葬”,用“葬”字则更切合卢氏之死,如春花一样美艳的娇妻,却如落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之“葬花天气”,妻死整整三年,仿佛大梦一场,但果真是梦也早该醒了。“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二句承上句来,人间无味,倒不如一抔黄土,与人世隔开,虽觉冷清,却能将愁埋葬。夜台,即墓穴。埋愁地,亦指墓地。卢氏葬于玉河皂荚屯祖茔。“钗钿约,竟抛弃”二句,再从自身痛苦生发,谓你因觉人间无味而撒手归去,却不顾我俩当年白头到老的誓言,竟使我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古时夫妇常以钗钿作为定情之物,表示对爱情的忠诚。钗为古代妇女的首饰之一,乃双股笄,钿,即金花,为珠宝镶嵌的首饰,亦由两片合成。上片写词人对亡妇的深切怀念。
下片开头,词人期望能了解卢氏亡故以后的情况。这当然是以人死后精神不死,还有一个幽冥的阴间世界为前提的。此亦时代局限使然,也未尝不是词人的精诚所至,自然无可厚非。“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依?”“重泉”,即黄泉,九泉,俗称阴间。双鱼,指书信。古乐府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诗,后世故以双鲤鱼指书信。倘能与九泉之下的亡妻通信,一定得问问她,这几年生活是苦是乐,他和谁人伴。此乃由生前之恩爱联想所及。词人在另两首题为《沁园春》的悼亡词中也说:“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又曰:“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由生前恩爱,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钟爱之情,可谓深入骨髓。词人终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欲以重理湘琴消遣,又不忍听这琴声,因为这是亡妻的遗物,睹物思人,只会起到“举杯消愁”“抽刀断水”的作用,而于事无补。湘弦,原指湘妃之琴。顾贞观有和性德《采桑子》云:“分明抹丽开时候,琴静东厢,……孤负新凉,淡月疏棂梦一场。”由此可以看出卢氏在日,夫妇常在东厢理琴。理琴,即弹琴。捎信既难达,弹琴又不忍,词人只好盼望来生仍能与她结为知己。据叶舒崇所撰卢氏墓志,性德于其妻死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词人不仅把卢氏当作亲人,也当成挚友,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是极难得的。词人欲“结个他生知己”的愿望,仍怕不能实现:“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词人甚至担心两人依旧薄命,来生的夫妻仍不能长久。缘悭,指缘份少;剩月零风,好景不长之意。读词至此,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新婚三年,便生死睽隔,已足以使人痛断肝肠,而期望来生也不可得,这个现实不是太残酷了吗?在封建制度下,婚姻不以爱情为基础,故很少美满的,难得一两对恩爱夫妻,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拆散。许多痴情男女,只得以死殉情,以期能鬼魂相依。词人期望来生再结知己,已是进了一步。但又自知无望,故结尾“清泪尽,纸灰起”二句,格外凄绝。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