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宰相权德舆有诗《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嬴女乘鸾已上天，仁祠空在鼎湖边。凉风遥夜清秋半，一望金波照粉田。”据宋·宋敏求《长安志图》所绘的唐太宗昭陵图，在陵域范围之内，有“瑶台寺”、“广济寺”、“澄心寺”、“百城寺”、“舍卫寺”、“升平寺”、“证圣寺”、“宝国寺”等。又据《金石萃编》记载：“瑶台寺，则《昭陵图》有之，在昭陵之西、澄心寺之南也。”据今考古，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处。此诗当是权德舆于昭陵所写。查其诗中之意，则与某位公主有关。
“嬴女乘鸾已上天”。“赢女”，指秦穆公之女弄玉。萧史教弄玉吹箫引凤，后来二人乘凤鸟而去。此句以弄玉成仙比喻公主去世。
“仁祠空在鼎湖边”。“仁祠”，明·杨慎《艺林伐山·仙陀》：“佛寺曰仙陀，又曰仁祠。”在此当指瑶台寺。“鼎湖”，本为古代传说黄帝乘龙升天处，后借指帝王。如清·吴伟业《圆圆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此句指公主死后，空留下瑶台寺在唐太宗的昭陵旁边。
“凉风遥夜清秋半”。此句扣题，点明写诗之时是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月夜。
“一望金波照粉田”。“金波”，月光。“粉田”，脂粉田，即公主的汤沐邑。此句再次点明季节，及瑶台寺与公主的关系。
全诗大意：公主不幸去世了，只留下瑶台寺还在昭陵旁边。今天晚上正值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清秋月夜，明亮的月光照着这座用公主的汤沐所得造的寺庙
那么，此诗中提到的公主是谁呢？
此诗既然写于昭陵，则公主当是唐太宗的姐妹或者女儿。查《新唐书·公主传》，唐太宗的姐妹与女儿中，葬地与佛寺有关者有二：一、比景公主，始封巴陵……显庆中追赠，立庙于墓，四时祭以少牢。二、晋阳公主……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又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第五百九十三，《唐瑶台寺碑》：许敬宗撰，诸葛思祯正书。贞观十八年。”则至迟到贞观十八年，瑶台寺就已经存在，则此庙与比景公主无关。再据《新唐书·公主传》，“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与“粉田”之意正合，则晋阳公主的葬地极可能就在瑶台寺附近。
当然，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算是很外围了，比起同母姐妹们，离昭陵主峰似乎太远，不符合晋阳的身份。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认为女子未及笄而亡的有戾气，不能葬在家族墓地，只能葬在佛寺中，用佛法化解戾气。所以二凤在昭陵边修佛寺，并且把小犀牛葬在那里，其实已经是在打擦边球，没办法再近了。
此感慨身世、愤时嫉俗之作。此词与《贺新郎·拄杖重来约》乃同一时期的作品。这首词词上片写作者本来是功名之士，不争取功名，苦于无法实现恢复失地、唤醒俗士。作者对韩诧胄所倡议和禁止的事都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其实就是他反对党争反对学禁态度的明确表达。而下片借孔融推荐祢衡之事，写自己空老山中，更是把自己的思虑意识通过词句直接传达给韩诧胄党人。
上片开篇“三章约”，借司马相如、扬雄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功名、对儒术的厌弃心情。前贤费尽精神创作辞赋、多识古文奇字，竟落得那样的下场，说明了当下有识之士的困境。自己何不饮酒作乐，不谈功名之类的俗事。暗寓对功名的厌弃；结以“医俗士，苦无药”，表明了自己的对现状的不满，其愤世嫉俗之情可见。
下片以“孤鹗”自况，以“乘轩鹤”暗喻当朝执政者，回顾自己当年的超迈群伦、意气风发，慨叹而今落魄山中、穷愁不断。将当年之况与而今作对照，说明自己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表明对仕途已经绝望。结句即点出本意。
全词通篇议论，大量用典。但却不枯燥，不僵硬，风趣入妙，浑然天成，在曲折含蓄、虚实相生的笔锋中，抨击了统治者对人材的埋没，倾诉了平生的失意，读之使人扼腕，是散文化写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石延年多才多艺，性格洒脱幽默，他的诗歌和书法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不幸只活了四十七岁。石延年的早死，对他的好友来说是晴天霹雳；唯其突然，更加重了作者的悲痛感。这首挽诗正是抓住了“突然”这一点来着笔。
诗人采用了对照的手法：以一年前的春天与石延年欢会的场景与一年后的春天为他送葬的场面互衬，突出了他的去世非常出人意料，从而突出诗人的悲痛欲绝的心情。头四句写一年前的春天与石延年相会，细雨绵绵，百花盛开，其“欢无涯”。诗人写了两个具有喜剧性的事件：插花与醉倒。插花时“高歌长吟”醉倒后“眠君家”。既写出了欢乐，更表现了二人的亲密无间。紧接着，以“今年恸哭来致奠”承接上文，使气氛陡然一变，增强了事变的突发感。“恸哭”表明悲哀之至；“忍”实际上是不忍、强忍。以下几句写送葬的悲伤。“春晖”句与前文“春雨”、 “百花”相照应：百花盛开，春光依旧，但故人不可复见。“花已破蕾”句则与“插花”相呼应；一年前的春天插的花已经破蕾发芽了，可是插花的主人已经离花而去，“颜色不复见”了。但是在诗人的心中，他并没有死，“精魄飘忽随朝霞”，他的灵魂已化作美丽的朝霞。表现了诗人对亡友的眷眷深清。
最后四句写诗人送葬归来后，目睹亡友遗物，再次勾起的内心波澜，是全诗抒情高潮。诗人送葬归来后，因悲痛而不能进食，挂在壁上的亡友遗墨更激化了悲哀之情。石延年善书，宋人评论他的书法“气象方严遒劲，极可宝爱，真颜筋柳骨。”（《诗人玉屑》卷十七）在这里诗人用“栖鸦”来形容他的遗作，点出了石延年书法的神韵和骨力，也巧妙地暗示睹物思人、黯然神伤的感情。这一切使诗人发出了无穷悲叹：死生之隔，竟如此不可逾越；遗墨在即，而音容难再现了。于是极度悲痛的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此诗真挚奔放，构思精巧，是一首很感人的挽诗。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诗中的“粤人国”，本指广东，因秦末赵佗曾建南越国，封为南越王。赵鼎曾被贬至潮州，因此此处“粤人国”应指潮州。赵鼎在潮州五年，即绍兴十至十四年（1140-1144），至潮州时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故此诗应为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所写。
此诗虽题为《寒食》，但写的是从寒食到清明。前两联写的是当时民间风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记其时江南风俗：“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成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曲幽，亦青青可爱。……从人家上冢者……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冢者尤多”从此诗可得知，南宋时潮州民间在寒食节也有插柳的习俗，即使偏僻村落也不例外，只是没有禁烟寒食，而清明节却像东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一样携带女儿上山扫墓（即“上冢”）。
后两联在记事中寄寓抒情。颈联写所见：汉唐帝王的陵墓连粗粝的麦饭也没有人祭拜，而山溪野径之间开满梨花。尾联写所感所闻：我还是开怀畅饮吧，醉后卧倒在青苔之上，不必去管城头上傍晚吹起的军号。
通过清明郊游，作者悟得了不少哲理:权贵、富贵不过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人间确实永恒的、常新的。我还是得醉且醉吧，天下世事我不能管，也不必去管。这种心态看似消极，但却是作者当时处于贬谪逆境中的苦闷、痛楚心情的反应。
其实，赵鼎是不屈的。他在由潮州移吉阳军的谢表中曾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说：“此老倔强犹昔！”（《宋史》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