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绘了西湖清波门附近的美景。
上片首句“清波门外拥轻衣”，写作者受风的衣裾，膨松松地拥簇着自己往前走，衣服也象减去了许多分量似的。一个“拥”字下得极工炼，与“轻衣”的搭配又极熨贴。一种清风动袂、衣带飘然的风致，就这样被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了。写罢湖上的和风，接着写柳絮。古代杨柳飞絮是暮春的使者。随风飘荡的杨花陪伴着自己走上寺门的归路。“相送飞”三字将一种殷勤护持的情意传达出来了。“西湖”句由景物描写折到时令，笔意一转，带出下文。“水树乱莺啼”五字重涂浓沫，俨然一幅江南春色图画。丘迟《与陈伯之书》所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佳丽景色，并于此五字中见之。特别是这个“乱”字下得很有力量。由此可以想见，一个缁衣白足的诗僧，徜徉湖边山脚的花径上，周围是缤纷的花雨，耳边是纷乱的莺声，组成一幅惬意的游春图景。词的上片，作者将春色之丽写得荡人心魂，美不胜收。
换头一起三句，点出寺宇阒寂、僧寮清幽的场景，而用一“归”字与前片关合，以实现这一场景的转换。曰“闲”，曰“小”，曰“初”，皆涉笔轻灵，雅称其题，仿佛把人带进一个红尘不到的世界。
结拍三句，进一步烘托寺中的环境，补足前意。作者抓住这钟声、篆香和月色，三个有时间特征的景物来加以刻画。结语悠然，有竟体空灵之妙。撞钟击鼓，为佛门旦暮必行的功课。卢纶“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出关言别》），杜牧“夜深月色当禅处，斋后钟声到讲时”（《赠惟真上人》），都是描写晚钟的名句。仲殊即景写来，亦实亦虚，尤有远韵。接着又拈出“篆香才点”与之作偶，更觉笔有余妍。用“篆”定形容回旋上升的烟缕，真是工致入微了。以晚钟之远韵匹篆香之烟痕，是声与色、与大小之对比，又都取景眼前，真如天设地造一般。“月到门时”，本是归时实景，用钟声、篆香之后，便觉充满禅机和妙不可言。
此词为人作者人格、性情的真实流露；词中的物象，是这位诗僧的心灵折光。
这首诗的首联和颔联写相逢，并交代了相聚的时间、地点。首联交代了时间（秋夜）和地点（长安），一个“满”字，写出了秋月之状。颔联则极言相聚的出其不意，实属难得。诗人作客在外，偶然与同乡聚会，欣喜之中竟怀疑是在梦中相遇。“还作”和“翻疑”四个字生动传神，表现了诗人的凄苦心情。这两句充分表现了诗人惊喜交集的感情。
颈联和尾联伤别离。颈联描写秋月萧瑟的景象。这两句紧紧围绕“秋”字写景，秋风吹得树枝飘摇，惊动了栖息的鸟鹊；秋季霜露很重，覆盖了深草中涕泣的寒虫，到处都能感觉到秋的寒意和肃杀，在渲染气氛的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客居他乡生活的凄清，以及身世漂泊和宦海沉浮之痛；诗人借用曹操的《短歌行》中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含义深刻，写出自己与故友分别之苦，表现了诗人客居中的辛酸之情。故友的异乡羁旅生活都很凄苦，相逢不易，于是一起欢聚畅饮，长夜叙谈。尾联二句，诗人又以害怕天亮就要分手作结。这二句中的“长”和“畏”二字运用得极为恰到好处，“长”字意谓宁愿长醉不愿醒来，只有这样，才能忘却痛苦，表现了诗人的颠沛流离之苦；“畏”字意谓害怕听到钟声，流露出诗人怕夜短天明，晨钟报晓，表达了诗人与友人依依惜别的心情，这一切充分表现出诗人对同乡聚会的珍惜和同乡深厚的友情。全诗语言精炼，层次分明，对仗工整，情景结合，意蕴凄美。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