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野歌》在李贺的诗作中别具一格。诗的开头两句：“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表象地看是写仰天射鸿的高超射技，实际上是借此喻指诗人凭借出众才华来到京都准备在应举考试中摘冠折桂。其中“弓”、“箭”喻指诗人的文学才华，诗人要仰望的天街是京都，诗人要射落的“鸿”是要折桂中举。诗人以形象化的比喻描绘出自己的理想宏愿。事实上，凭着令位尊名重的文学家韩愈大为赏识的文学才华，诗人要应试中举犹如“仰天射落衔芦鸿”一般，容易得手。可正在诗人踌躇满志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嫉妒诗人才华的举子，对他进行诽谤，说他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同音，他应当避父亲的名讳，不该参加礼部的考试，甚至有人攻击他“轻薄”。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诗人无缘中举，只得懊恼地回到家乡。
诗的三、四句“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正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排解郁结在心头的苦闷与悲愤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遭谗落第，仕途受阻，诗人自然会产生沮丧、懊恼、悲怆之情，诗人自然会有不遇之感，有愤懑要发抒。另一方面，此时的诗人虽遭受意外的人生挫折，但内心依然充盈着入仕的锐气，期望冲破困境，寻求光明未来。所以，他很快从颓唐中振作起来，如同在《开愁歌》中以“临岐击剑”、解衣贳酒、“壶中唤天”的狂放方式抒发仕进受阻的激愤一样，诗人以肥衣冲风、带酒晚歌的洒脱方式表达对嫉妒、诽谤自己的可恶小人和听信谗言、草率取士的礼部考官的极大愤慨。应该说，中举的期望值越高，希望越大，落第的打击会越大，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成的愤慨也就越强烈。诗人这种特有的洒脱方式正是内心强烈愤慨的自然渲泄。不唯如此，“麻衣黑肥冲北风”中的“黑”与“北”二字也值得特别关注。“黑”字隐约给了诗人一种环境过于压抑和阴森的感觉，“北”风让诗人敏感于世风的炎凉，人情的冷漠。置身于如此压抑和阴森的社会环境，面对如此炎凉的世风、冷漠的人情，诗人依然肥衣冲风、饮酒高歌，其感情何其沉郁愤激，其气概何其慷慨豪迈！如此开怀畅饮，长时间纵情高歌，一个豪放、洒脱的诗人形象便宛然如立眼前。
诗的五、六句“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是诗人不甘沉沦的自勉。尽管自己落第与别人折桂的不同遭遇（“枯荣不等”）令人沮丧、懊恼，造成这种不公平命运的礼部考官（“天公”）理当受到责怪，然而诗人相信总有一天会“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挐云”（《致酒行》）。在他心目中，严冬过后终将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他能够乐观自信地在困境中唱出“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的诗句，迸发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呼声。正因为诗人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他在遭谗落第回到家乡的同年秋天（元和三年九、十月间）再次来到洛阳寻求政治出路，冬天西去长安求仕，第二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春天谋取了奉礼郎一职，当上了从九品上的小京官，终于开始了他并不适意的政治生涯。
整首诗扣题叙事，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因事抒怀，叙事抒怀，紧密关联。叙事之中有援箭引弓、仰天射鸿、肥衣冲风、饮酒高歌的形象描写，有箭飞弦响、大雁哀鸣、北风呼啸、诗人高歌繁多声响的奏鸣渲染。抒怀之时有感叹不遇、不甘沉沦的内心表白，有寒风变春柳、枯柳笼轻烟的艺术遐思。叙事之中以形象的描写、声响的渲染抒泄身受压抑、才志不得伸展的强烈愤激，抒怀之时以内心的独白、艺术的遐思表达出乐观、自勉之情。愤激之中呈现出狂放、豪迈、洒脱的形象，自勉之时犹见积极用世、奋发有为之志。这样，诗人受压抑但并不沉沦，虽愤激犹能自勉的情怀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让人读来为之欣慰和感奋。
这首诗写诗人在旅途中雾中行舟。语言朴实而自然，读来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首联总写大雾弥漫的景色，既描写晨雾之大，又点出了水、山、天。而山光水色，正笼罩于浓烟密雾之间，隐而不见，眼前唯一能见的只有大雾。作者一笔写出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虚实相映，浑然一体。这两句先渲染出一个大的背景，为全诗做了铺垫。
山水景物，都隐藏在浓雾中，暝暝不可见，因而视觉无所可用，但听觉却转而分明。嗷嗷猿啼，淙淙濑流之声，自漫漫浓雾中传来，宛如空谷足音，显得格外震动耳骨，引人注意。“听”、“闻”、“忖”、“知”四字，用得次序井然、章法严密，细腻地表现了雾中之人凭籍冥冥之间的声音，进行揣度和判断的心理过程。隐而不见的岫峦和川流，便借助听觉的作用，转变为视觉形象，呈现于雾中人的眼前。正由于只可以借助听觉加以想象，而不能直接通过视觉以明见，这岫峦和川流，便增添了几分迷离恍惚、神秘莫测的色彩，别有一番魅力。
颈联紧紧承接上文，进一步写出了人在雾中，迷茫彷徨，茫然不知所之的真切感受。雾中的渔人、行舟，宛如飘浮于浩渺云间，左右前后，无所依傍，恍然惚然。澳浦虽近在咫尺，渔人却迷惑不知；扁舟欲上下沿沂，却茫然不得其所。作者在这里既把雾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将人的迷茫惶惑心境展示得细腻入微。
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一个“尽”字，下得干净利落，浓云密雾，一扫而空。阳光普照，天水清澈，全诗的境界焕然一新。“澄鲜”二字，说明雾后的山水给人以格外清澄透彻、鲜明醒目的感觉，同时也表现了舟中之人自雾中脱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了的心情。这结尾二句与开头二句照应得十分紧密，“氛霭”对应“雾”、“烟”，“空水”承接着“水”、“天”，“澄鲜”对照着“冥冥”，首尾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写雾的诗，作者不用“蛇游”、“豹引”、“漱水”、“吹沙”之类古人写雾习用的典故套语，也并不着力于对雾的形态本身作对比描绘，而是以白描的语言，紧密结合人在雾中的感觉和体验来展示雾中的景物，表现雾的氛围，因而读者仿佛也被带入了弥漫着水雾山烟的意境，与诗人一道去体验那浓雾之间的山水、川岫、猿声、濑声，获得了非常真切的感受。这确是一篇写雾诗的佳作。全诗语言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而其格律和对仗，却几乎暗合了唐人五律的要求。
《梁书·伏挺传》谓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仅此一首。但就这首诗而论，不仅句佳，而且全诗的意境亦统一完整，其成就看来，并不在谢灵运某些诗作之下。
上片侧重写景，“参横月落，客绪从谁托”，是写眼前的实景，月亮已落，参星横斜，正是天将破晓之际，纳兰已经要从汉儿村出发了。“客绪”是指一种行旅怀乡的愁思。这满心的情绪，真真是，又该从何说起。在这样的茫然无奈中，词人抛出了虚化的两句，“望里家山云漠漠，似有红楼一角”则是虚笔，太多执着的情绪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纳兰似乎也并不介意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变现他思乡之情。红楼显然是想象之语，而在这里，“楼”并不是重点，红楼一角之下，定是有佳人倚栏，翘首企盼着词人的归期吧，此情悠悠，两心知。
下片侧重写情。先说后两句，“输与五陵公子，此时梦绕花前”，单看这两句自然是无头无脑，不过连上前面两句，“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绝塞风烟”就可以看出，纳兰这其实是在抱怨了。他感叹道自己年年都有不如意之事，要戍守塞外，在缕缕风烟中消磨时光。看来，纳兰自己的确是比不上此时正在游赏玩乐的京城贵族子弟们啊，他们恐怕此时正过着活色天香般的生活吧。词人拿远行在外孤寂无聊的自己，和在京师里过着悠闲生活的人们相比，在看似情绪平静的表面之下，他实在是忍不住满腹牢骚。短短四句，言浅而意深。
这样一个结句，也是对上片落句的回照，在整首词里构成了一种前后勾连、回环往复的韵致，《清平乐》这样短小的词牌能写出这样回环往复的意味，可见纳兰情意之深切，也更让人觉得其中哀伤之情愈加的缠绵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