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二章，每章九句。前后两章共用了四个比喻，语言也相似，只是押韵不同。关于诗的主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是“诲（周）宣王也”，郑笺补充说：“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举例证明鲁诗、齐诗、韩诗都与毛诗观点一致。到了宋代朱熹《诗集传》则说：“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辞也。”认为这是一篇意在劝人为善的作品。今人程俊英在《诗经译注》祖毛、郑旧说而加以发展，说：“这是一首通篇用借喻的手法，抒发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的诗，亦可称为‘招隐诗’。”这种说法较易为今人所理解。
先谈朱熹的说法。他分析第一章说：“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他将诗中四个比喻，概括为四种思想：即诚、理、爱、憎。并认为从这四者引申出去，可以作为“天下之理”——即普遍真理。他的说法看起来很辩证，都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而且兼顾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他却是用程朱理学来说诗，这一点从他对第二章的解释中看得更加清楚。
《诗集传》释第二章结句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理成焉。”程子说诗与朱子说诗，如出一辙，皆为引申之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字面而言，就是另一座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制玉器，今人也常常引以为喻。然而是否为诗的本义呢，似乎很难说。
再谈今人程俊英关于此诗的解释。程先生在《诗经译注》中说：“诗中以鹤比隐居的贤人。”“诗人以鱼在渊在渚，比贤人隐居或出仕。”“园，花园。隐喻国家。”“树檀，檀树，比贤人。”“萚，枯落的枝叶，比小人。”“它山之石，指别国的贤人。”“毛传：‘榖，恶木也。’喻小人。”她从“招隐诗”这一主题出发，将诗中所有比喻都一一与人事挂钩，虽不无牵强附会，倒也自成一说。
其实，就诗论诗，不妨认为这是一首即景抒情小诗。在广袤的荒野里，诗人听到鹤鸣之声，震动四野，高入云霄；然后看到游鱼一会儿潜入深渊，一会儿又跃上滩头。再向前看，只见一座园林，长着高大的檀树，檀树之下，堆着一层枯枝败叶。园林近旁，又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诗人因而想到这山上的石头，可以取作磨砺玉器的工具。诗中从听觉写到视觉，写到心中所感所思，一条意脉贯串全篇，结构十分完整，从而形成一幅远古诗人漫游荒野的图画。这幅图画中有色有声，有情有景，因而也充满了诗意，读之不免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如此读诗，读者便会受到诗的艺术感染，产生无穷兴趣。若刻意求深，强作解人，未免有高深莫测之感。
这首诗展示了一幅鲜活的牧童晚归休憩图：原野、绿草、笛声、牧童、蓑衣和明月。诗中有景、有情，有人物、有声音，这生动的一幕，是由远及近出现在诗人的视野里的；写出了农家田园生活的恬静，也体现了牧童放牧生活的辛劳，是一首赞美劳动的短曲。草场、笛声、月夜、牧童，像一幅恬淡的水墨画，使读者的心灵感到安宁。
“草铺横野六七里“描述了视觉上的感受，放眼望去，原野上草色葱茏。一个“铺”字，表现出草的茂盛和草原给人的那种平缓舒服的感觉。草场的宽阔无垠为牧童的出场铺垫了一个场景。
“笛弄晚风三四声。”描述了听觉上的感受，侧耳倾听，晚风中牧笛声声。一“弄”字，更显出了一种情趣，把风中笛声的时断时续、悠扬飘逸和牧童吹笛嬉戏的意味，传达出来了。笛声的悠扬悦耳，反映出晚归牧童劳作一天后的轻松闲适的心境。未见牧童，先闻其声，具有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这里的“六七里”和“三四声”不是确指的数字，只是为了突出原野的宽阔和乡村傍晚的静寂。
“归来饱饭黄昏后”，诗人笔锋一转，开始直接描写牧童，牧童吃饱了饭，已经是黄昏之后了。
“不脱蓑衣卧月明”描写牧童休息的情景。把以地为床，以天为帐，饥来即食，困来即眠，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牧童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诗人没有描写牧童躺下做什么，牧童可能是想舒展下身子，也可能是欣赏月色。诗人似乎只把他之所见如实地写了下来，却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牧童》一诗，不仅让读者感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安然与恬静，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牧童心灵的无羁无绊，自然放松。该诗反映了诗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追求，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诗中尽道牧童生活的闲逸与舒适。此诗委婉劝说钟傅趁早离开那尔虞我诈、角名竞利的官场，回归田园，过牧童那样无欲无求的生活。在此诗中，牧童即是以智者的化身出现为迷失在宦途中的钟傅指路，而其人未必真是牧童。本诗语言朴直清新，明白如话，表现出一种“由工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