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尉（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代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 因首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君去到夜郎。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诗人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方式以抒写志同道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人逐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此诗中不仅刻画出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也写出了北方农民热情好客、诚恳淳朴的性格，指责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摧残。此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我行冀州路，想古帝都”， 诗歌起句，作者便点明题目——冀州道中。接着，“默想”两字，又把笔触伸向了广阔浩瀚、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描写出冀州的古老和历史的悠久。这两句，作者由历史的沉思转入对今昔变化的猜测，为下面的见闻描写作了巧妙的过渡。
从“城郭类村坞”，到“仿佛似酒栌”十四句，是作者对自己冀州道中所见的描绘。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以前， 曾是繁华都城的所在地，而今，城市却象山间的村庄一样凋弊；荒凉雨雪交加，充塞道路，害苦了行路的客人。这两句，作者用凋弊的城市和寒冷的雨雪展示出了冀州的荒芜和凄凉。
下面两句，“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紧承上句，进一步渲染烘托出冀州的破败。草木丛生之处，挨冻的鸟几正瑟缩地聚集着，枯树之间，狐狸也发出凄婉的长声吼叫。冀州道中，鸟儿和狐狸是这般境况。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由冻禽、狐狸写到了人。“寒风” 四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隆冬严寒的逼人。一个“著”字，形象地描写出了雨雪之大；一个“裂”字，又生动地突出了寒风之强猛；而“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两句，则通过一个具体行为动作的描写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天气的异常寒冷。狐啸、风吼、雨雪交加的旅途上，诗人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星烟火，寻找到一点米、酒，以此来解除身上的寒冷，去掉腹中的饥饿。
然而，“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这里，“程程” 两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既描绘出作者渴求的心理，又表现出诗人行走的路途之远，忍受的饥寒之深。他走了一站又一站，但始终看不到一丝烟火，看不到一粒米、一滴酒。这四句，作者又通过对人烟稀少的描写，更增添了路途的凄惨和悲凉。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突然，前面弯曲而干枯的桑树断根旁，出现了一间低小的土房，看上去它好象是一个酒店。这两句，作者用“土房桑树根”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北方农村特有的纯朴景色，“仿佛” 两字，则既写出土房的矮小，极不显眼，又描写出风雪弥漫，整个大地隐隐约约，不易看清。
以上，作者从城市凋敝、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了翼州的破败、荒芜和凄凉，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此方城镇的洗劫，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徘徊问野老”至“痛入骨髓余”，是作者对翼州道中所闻的描写。诗人着重描写出一个由世儒沦落为野老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满含悲愤地控诉了战争对汉文化的破坏和摧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饥寒交迫的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但中途的所见又使他犹豫不决。惨不忍睹的浩劫使翼州变得一片荒凉，这劫后余生的野老，诗人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徘徊”两字，非常真实地描写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但野老却出乎诗人的预料，他欣然笑迎，上前挽起诗人的衣袖，宛如对待一位阔别重逢的朋友。
“野老欣笑迎”八句，作者用“笑”“挽”“温”“暖”“叮咛”以及“我知”，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野老的纯朴善良和厚道，读罢，老人的形象仿佛呼之欲出。这样一位仁爱的老人，他居住的地方，他出生的家族。诗人恳切相问。“云是奕世儒”一句，解除了诗人心中的疑惑，这位老人原来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自从大朝来” 十二句，是老人的言语，他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鞭挞了战争的连绵。“纵有好儿孙， 无异犬与猪。”两句，作者借老人之口有力地揭示出元朝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则又通过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表现出诗人对国泰民安、文化发达礼仪昌盛社会的怀念和向往，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悲愤和痛恨。
“我闻忽太息”以下，是作者的所感。“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作者听过老人的讲述和议论，不由得发出深深地叹息，他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也痛恨这现实的黑暗和荒唐，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却止步不行。这里，作者连续描写了三个动作：“太息” “执手”“踌蹰”，每一个动作都强烈地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苦。“踌蹰向苍天， 何时更得甦。”诗人止步不前，抬头仰望，问茫茫苍天；这令人窒息统治结束和繁荣的时代恢复的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悲痛。末尾两句，“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作者把自己的悲痛推向了高潮，他泪流及面，饮泣吞声，不忍再说出更令人悲痛的话语，只得独自拂袖向西南方走去。“拂袖西南隅”一句，在悲痛之余更含有一股愤怒之气。
这是一首叙事诗，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感情充沛，又有严密的逻辑性。以时间先后为序，又各有侧重点，抓住重点充分描写，层层深人地揭示主题。先写北方的荒无人烟，再写文化被破坏的具体情况。由表及里，以诗人的悲愤为高潮，戛然而止。中间写老人的诚恳朴厚，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教养的优良，加深对破坏的痛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