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田园诗，描写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也写老朋友的情谊。通过写田园生活的风光，写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全文十分押韵。诗由“邀”到“至”到“望”又到“约”一径写去，自然流畅。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清新隽永。作者以亲切省净的语言，如话家常的形式，写了从往访到告别的过程。其写田园景物清新恬静，写朋友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亲切。
全诗描绘了美丽的山村风光和平静的田园生活，用语平淡无奇，叙事自然流畅，没有渲染的雕琢的痕迹，然而感情真挚，诗意醇厚，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从而成为自唐代以来田园诗中的佳作。
一、二句从应邀写起，“故人”说明不是第一次做客。三、四句是描写山村风光的名句，绿树环绕，青山横斜，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五、六句写山村生活情趣。面对场院菜圃，把酒谈论庄稼，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结尾两句以重阳节还来相聚写出友情之深，言有尽而意无穷。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具”和“邀”说明此饭局主人早有准备，说明了故友的热情和两人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感惠徇知”在文学艺术领域真挚的情感能催笔开花。故人“邀”而作者“至”，大白话开门见山，简单而随便。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作者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漫收近境，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宕笔锋，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由此运用了由近及远的顺序描写景物。这个村庄坐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傲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轩窗一开上句描述的美景即入屋里来，“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细微的动作表现出了主人的豪迈。窗外群山环抱绿树成阴，窗内推杯换盏，这幅场景，就是无与伦比的古人诗酒田园画。“场圃”的空旷和“桑麻”的话题又给人以不拘束、舒展的感觉。读者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读者耳边。这就是盛唐社会的现实色彩。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和品菊花酒。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了。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说：“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杜甫诗中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浩然诗中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杜甫的郁结与孟浩然的恬淡之别，读者从这里可以窥见一些消息。
这首诗没有渲染雕琢的痕迹，自然的风光，普通的农院，醇厚的友谊，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作者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他把艺术美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