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少妇独守空闺,沉浸于相思,不忍更衣;借弹筝自遣寂寞,又不忍回屋。诗人借用女主人公心理活动来展示其独守空房的哀怨,曲尽其妙;代写思妇心境,抒发内心空虚的痛苦,更显深刻细腻生动,流露出女主人公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怨情,表现出诗人诗艺的功力。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点明时间,夜幕初临,月充刚刚从东方升起,秋露虽生,却还微薄稀少,说明天气已经凉爽,但还不觉寒冷,给人一种清凉之感,烘托出女主人公清冷孤寂的心情。这与下面一句正好相互呼应,由于天气已凉,所穿的轻盈细软的罗衣,已感到单薄了。但还不觉得寒冷难忍,所以还没更换衣服。字里间隐隐充溢出女主人公因秋凉需要更衣而思念远方丈夫的情愫。
“银筝夜久殷勤弄”写女主人公的弹筝行动,实际是以乐曲寄情。讲述女主人公一直在室外弹筝,从月亮初升一直到夜深,仍然在频频弹拨,丝毫没有回房的意思。实写女主人公迷恋弹筝,以至废寝忘餐。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并不是因为爱弹筝爱得入迷才这样,而是“心怯空房不忍归”,以揭穿了女主人公内心处的秘密。
“心怯空房不忍归”以巧妙的构思和奇特的表现方法,通过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独守空房的哀怨。写女主人公在深深思念着远出的丈夫,夜不能寐,不愿独守空房,只有借弹筝来排遣凄凉寂寞的情怀。房空,心更空虚,其情悲切。
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诗人描写了一种清冷的景象,以此为“背景”,再写女主人公的“衣着”,以衬托其孤寂。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接写“弹筝”的行动,似迷恋乐曲,实际上以乐曲寄情。末句画龙点睛,通过正面抒情,对思妇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顿觉无限幽怨之情跃然于纸上。
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
词的主题是怀人,于忆旧中抒写相思之情。首先从空间着笔,展开一个立体空间境界。杏花村馆的酒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清清的流水,静静地淌着。花,已经谢了,春风吹过,卷起阵阵残红。这是暮春村野,也是作者所处的具体环境。这一切都显示出“流水落花春去也”,在作者的心态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惆怅色彩。杏花村与酒连在一起,出自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后来酒店多以杏花村为名。
“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野渡”句用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野渡舟横”显出了环境的凄幽荒凉。而一见到“杨柳绿阴浓”,又不免给词人增添了一丝丝离愁。杨柳往往与离愁别恨联在一起,杨柳成为了离别的象征物。“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吴文英《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绿阴浓”,也含有绿暗之意。清幽荒寂的野渡,象征离愁别恨的杨柳,与上文所形成的淡淡的惆怅色彩是和谐一致的。这一切又为下文“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的怀人怅别作了铺垫,渲染了环境氛围。经过上文渲染、铺垫之后,“人不见”的“人”就不是凭空出现的了。“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谢逸是江西临川人,也是江南人了。他一生虽工诗能文,却科场不利,屡试不第,以布衣终老。这样一位落拓文人,身在异乡,心情凄苦,自不待言,远望江南,青山隐隐,连绵无际,相思离别之情,油然而生。意中人远在江南,可望而不可见,可见的惟有无穷无尽的春草,与天相接,延伸到无限遥远的远方。而春草又是容易引起离别相思的物象。《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词人用了一个远镜头,远望春草连天,伊人缺不知在何处,心驰神往,离恨倍增。
过片紧接上片,由望断江南而人不见的相思之苦,自然转入到回忆往事。“夕阳……画屏中”五句全是回忆往事,由上片的从空间着笔转入到下片的时间追忆。五句都是“记得”的内容,都应由“记得”领起。但“文似看山不喜平,”词尤忌全用平铺直叙,所以作者从回忆开始,马上描绘形象,而不从叙事入手。在一个夕阳西下的美好时刻,楼外晚烟轻笼,在这漫馨旖旎的环境里,一位绝色佳人出现了。融融脂粉,香气宜人,淡淡眉峰,远山凝翠。词人不多作铺叙笔法写她的面容、体态,而采用以部分代整体的借代修辞法,只写她的眉峰、粉香,其他就可想而知了。较之尽情铺叙,一览无余,更令人神往。这是很鲜明的形象,在词人记忆的荧光屏上永远不会消失。然后再用补写办法,补叙往事:“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这说明上面的一切都发生在楼上的画屏中。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相见以后是很快就离别了呢,还是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作者却不再作任何说明。填词也如绘画,绘画不能把整个纸面全部画满,什么都画尽,而应该留下适当的空白,笔尽而意不尽。填词也要留有空白,留有让读者想象的余地。
回忆至此,一笔顿住,将时间拉回到眼前,“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回忆的风帆驶过之后,词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关山迢递,春草连天,远望佳人,无由再见。词人心想:只有今夜天上的一轮明月照着他乡作客的我,也照着远隔千里的她,我们只有共同向明月倾诉相思,让我们通过明月交流心曲吧!“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南朝宋谢庄《月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词人此时的心境也许与此相似。谢逸著《溪堂词》。毛子晋云:“溪堂小令,皆轻倩可人。”《词苑丛谈》称其词“标致隽永。”此词亦颇近之。
此词写完之后,凡是住到这个房问的人,都反复吟咏这首词,并纷纷向驿卒索要笔墨纸张将其抄写下来。驿卒觉得很麻烦,便偷偷用白粉将此词涂抹掉,这才制止了人们的抄写。可见,这首词在当时是多么受人欢迎。
新雷,就是春雷。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声春雷,引来明媚如画的春天,人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首诗写了诗人渴望春天尽快到来的急迫心情,以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悦。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造物无言却有情”造物,万物的创造者,指天。造物无言,来自孔子《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原意是,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四季的轮转,百物的生长,都由它来掌管。这句是说:天不会讲话,但却是富有情感的。
“每于寒尽觉春生”寒,寒寒冷,指冬天。觉,启发,催动。意思说:每当冬天将要完了时,就催动着春天到来。这就是诗人认为天有情的地方。其实,四时变化,冬去春来,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把它说成是天有情感,有意这样做的,正是诗人自己有情,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了,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和对天——造物主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有渴望尽快让春天到来的希冀。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
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社会的春天。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落后,诗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社会发展也必然要改变它。诗入借新雷的描写,渴望和坚信社会变革的到来。诗的构思巧妙,情调激昂向上,语句清新,寓意深刻。读着它,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博,不由产生奋发的力量。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