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