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天街”三句，言京城临安的接官街道已经洒扫清净，明月掩映下的皇宫里，皇上也在等候着吴潜尽快来京任职。“天街”，即京城街道；“建章宫”，本汉宫殿名，这里泛指皇宫。“人未归来”，两句，言吴潜的人还没有抵达京城，但他能干的声名早已名闻京师。“玉树”句，“玉树”美材之喻，如《世说·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兼葭倚玉树”。又杜甫《饮中八仙歌》赞萧宗之云：“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上述是其出典处。“宝粟”三句，言用片片宝玉拼镶成的宝粟灯一盏盏高悬在宫阙前，在秋风中闪烁。皇上派使者送来官带赐给吴潜，催促他从速经水路赴京城到任。当时，吴潜正在绍兴任上。
“夜凉”三句，转而写送别夜宴。言秋夜沉沉，虽然凉意不断透过门帘袭向宴会中人，但是宴席正趋在高潮中，大家酒杯交觞，频频向吴大人祝贺，酒酣耳热之时，从词人的醉眼中环视四周景物，都已处在雾蒙蒙一片模糊之中。“钗列”两句。“腰褭”，即要褭。《汉书·武帝本纪》应劭曰：“古有骏马名要褭（音袅），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金虫”，指金龟。据《旧唐书·舆服志》云：“三品以上龟袋以金饰，四品以银饰，五品以铜饰。”李商隐《为有》诗中有：“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即指身穿官服的夫婿。此处即是以金龟指代官服。此言酒宴上虽有成群姣娘侍立一旁侑酒助兴，但吴潜入朝用的官服与马匹都已准备妥当，随时在催促吴大人赶路。真是“世无不散之筵”也。“三十六宫”三句，承前感叹语。此处是说：皇宫肃穆壮严，现在同样都沉浸在秋夜融融的月色之中，这送别的盛宴虽情深意厚，终究留不住吴大人遵诏命身穿官服入朝为官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