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联诗人极言所见村庄在淮水洪灾过后的萧索，后两联写受灾百姓的悲惨且官府冷漠视之，无所抚恤。全诗通过村内外的萧索凋敝，营造了一种悲戚的气氛。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深切地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首联描写偶遇小村，见破门残立。“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在淮河流域水灾过后，诗人所到之处，村落被淹，一片泽国，人烟皆无。这个时候忽然看到一个村子，诗人非常惊奇。从“忽”字可以看出诗人的惊喜之态。可是走近一看，只见破败散落的篱笆墙上凑凑合合地装着一个门。
颔联诗人描写村中的情况。“寒鸡得食自呼伴，老谩无衣犹抱孙。”寒鸡偶然寻得食物，还在呼唤它的伙伴。用一“寒”字，既写出鸡已冷得瑟缩可怜，又点明季节已是深秋。村中的老头儿没有裹体的衣服，却抱着孙子，用自己的身子为孙儿取暖。村里家禽很稀少，人亦稀少，诗中没有写丁壮的人，暗示壮年已流离到外地去谋生了。这一联与首联借以“棘篱”、“寒鸡”、“野艇”、“枯桑”等意象，突出这个村子人烟稀少、破败荒凉的情景。
颈联诗人进一步描写村中之破败。“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水上飘着一只小船，船头翘起，犹如鸟雀翘着尾巴，船上阒然无人，只留下断缆。村上没有树木，枯了的桑树也被水啮走了，只剩下一点残留的根子。
尾联写村上百姓灾后无助，诗人加以同情。尽管沙洲村上人家，灾后现状如此凄惨，他们还是被谬误地编入交租完粮的户藉，作一般的王民看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十分可悲。诗人咏叹至此，不再评论，可以看出诗人对这些穷苦灾民，倾注满眶同情的泪水。
这是讲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不分大小，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多寡，财富不分贫富，大伙儿一律平等，以礼相待，、以诚相待。这应当是国与国交往的前提。咱们现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吗？
这个原则也可以扩大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人不分男女老幼，黑白胖瘦，身份地位，权力大小，名气高低，大伙一律平等，人人享有受人尊重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的义务。相待以诚，相待以礼，相敬如宾，相互尊重，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上天没有赋予谁有特权可产藐视他人、愚弄他人、傲慢无礼、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视他人为草芥。
俗话说，人穷志不短。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并没有对某某人另眼相看。四海之内，普天之下，大伙都同样头顶一片蓝天，同样脚踏一方土地，生来是人，死了变鬼，没有谁更优越。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