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这首诗写登楼所见的壮景。诗人用画家的眼睛观察景物，用画笔写诗，意境更加开阔，景物别出情趣，是画，而又情出自然。四句诗都有“楼”字，而“满楼云一色”，就成了“楼”外之“楼”了，既将诗意点透，也添加了平淡诗风中的浓味。全诗句句紧扣主题，丝毫不显重复，俨若一首题画诗，堪称宋诗中的佳作。
“巴山楼之东，秦岭楼之北。”两句写望云楼的位置及登楼头所见之景。此二句既说明此楼位置在巴山之西、秦岭之南，并交代了此楼之高与位置极佳，才能上楼望见极高峻的巴山、秦岭，也看到崇山峻岭间云彩朵朵绕山飘荡，景象壮丽无比。诗中虽未写云，但云尽在不言中，让人们去体会罢了。
“楼上卷帘时，满楼云一色。”句则由远及近，写楼中近景。望月楼如李白《夜宿山寺》所咏“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绕楼云彩飞入楼中，危楼隐入云彩之中，景色奇丽无比。这两句“楼云一色”的奇观，写出了万里晴空、浩茫云海的佳景，自然使人神清目爽，有“荡胸生层云”之感慨。
此诗最大的表现手法则是运用了一放一收的手法。头两句放开，由近及远，拉开距离，使境界骤然开阔，烘托出望云楼周围的自然环境；后两句收拢，由远及近，拉近距离，近到楼上、楼中、楼云天浑然一体的景色。
其次，是诗中有画的技法。诗人运用了典型的绘画技法，将望云楼的地理位置——楼之东是巴山、楼之北是秦岭全部画出，气象尽收眼底，境界开阔，气势不凡。卷帘这一动作，将楼的独特之景“满楼云一色”全部勾画了出来。
最后是平淡自然的诗风。唐宋后不少诗人和诗论家崇尚平淡的诗风。平淡代表了诗的一种风格，文同的这首诗就属平淡之列。“巴山楼之东，秦岭楼之北”，用平淡的语言介绍了望云楼所处位置。而诗的结尾时更用平淡语“满楼云一色”，振起全篇，使诗境一下子焕发出光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是在卷起楼上帘子的刹那间的情况，诗人敏捷地捕捉并描绘它，将诗意点透，添加了平淡诗风中的浓味。
夹岸红蓼丛生，四望但见满目繁花掩映，空气里也飘散着浓郁芳香，而相伴遥遥东去的一湾春水，碧波澄澈，正好供轻舫小舟追游嬉戏。上阕以三组连贯递进的景象，分就冷暖色调的视觉对比、波声人语的听觉感触和水气花香的嗅觉把握里，多角度地描绘出一幅春日行乐图，轻快明丽，洋溢着蓬勃生机与清朗气息。
下阕则将笔势转注于江上风光。过片谓渔父酒醒后，顿时发觉离归程已远，连忙重新拨桨返回，原来他先时酣饮沉睡，一任船儿随波飘流。不过，对此并未明写，而是通过富于暗示性的动作，由回溯追想完成。在这个空白处，假不写之写，充分体达其悠闲适意的生涯。下面再由人及鸟，续写棹动水响际，惊飞了双双栖憩的鸳鸯，忽地振翅远去，却又相互回头照看。这句表现鸳鸯神态极生动，它们的自然生理特征并具有社会人事内容的启迪性，这样便从容推出结拍，收束全篇：“一杯销尽两眉愁!”“愁”什么呢，或许是韶华易逝人生短促的伤感，对于远方恋人的眷念与离别的悲哀，某种理想境界执着而无望的追求，甚至是闲愁，一抹难以言说也不必说清的淡淡怅惘迷离情绪。总之，它烟雾般缭绕在心头，推诿不去。但一杯在手，便得释然，直觉跟前这花鸟水云无不欣欣然通合天机，与人相亲相近，又何不且乐现时的阳春美景，而拘拘自苦若是，念及此，就尽销愁颜了。
这首小词，似乎顺手写来，无须著力，却清丽畅朗，颇具天然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