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托物言志,以菊花自况。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丰韵翩翩。颔联用陶令、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颈联用“禁重露””怯残阳”写菊花深忧迟暮,暗含抱负不能施展,虚度年华之意。尾联言志,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这诗虽是咏菊,亦句句自况,物我交融,写得清绮秀逸,意思醒豁。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
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用“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最后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这是张岱《陶庵梦忆》的自序,一篇“说梦”的散文佳作。文章第一段简述国破家亡后,自己的思想矛盾和贫困生活;第二段以简净的句法,将早年的豪华生活与今日的蔽败潦倒作种种对比,认为这都是现世的因果报应;第三段用黄粱梦、槐安国的典故,点明“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主旨,自比“痴人”,犹喜说梦;第四段说了两则故事来比喻人生的虚幻;末段承认,自己虽大梦将醒,仍旧难舍名根,故有种种记叙。
全文字数有限,但作者的生活变迁、心路历程、著文渊源清晰可见,自嘲、自悔、自诩之情毕备,可谓言约而意丰。同时多处用典,讲究对仗,文字整齐凝练,清丽活泼,饶有诗意,既增强了文章的品味、厚度,又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
作者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尽管并不十分阔气,但祖上的余荫和家私已颇够他受用的了。正如文章第二节罗列的种种“果报”所云,他往昔是生活在“轻煖”“甘旨”“温柔”“爽垲”和“香艳”之中的。如今,“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甚至连故旧见了,也视为“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这不能不令他回首往事,顿生“隔世”之感,愤激得几乎要自杀。胸中有块垒,不能不吐。他有自己的武器,那便是手中的笔。他寄希望于散文,用“梦忆”“梦寻”来追念乡土和故国,留下了《陶庵梦忆》一类的散文篇章。这些文字,记录了晚明社会生活的种种琐事,包括许多掌故,篇幅短小,内涵甚丰,戚而能谐,歌哭同声,旧梦中微露新梦的曙色,轻松中含蕴着寒冰下的艰涩与呜咽。此序说得何等深沉:“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伍崇曜跋《陶庵梦忆》亦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斯言点出此序旨意,颇中肯綮。
正由于张岱用日常生活琐事作经纬,编织他的故国之梦,所以,这种梦细丝密缕,光彩迷离,很难经受动荡时事的凄风苦雨。此种写作困厄与辛酸直接体现在本序之中,他叹息:“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他长啸:“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很明显,张岱是用泪眼来观梦、察梦、寻梦的。透过他追忆的昔日繁华和诸多意趣,可以体察到的是一种无可如何、挥之不去的沉郁的哀愁。在品味此序时,应当注意把握这一种基调。
当然,作者的感情表露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形式,如:第一节说首阳二老不食周粟乃“后人妆点语也”,分明是悲绝生辛,用诙谐的笔调去抒写胸中的阵阵狂澜。又如:第二节连用七个排句大谈“因果报应”,节奏短促,一气呵成,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压抑、被扭曲的悔恨与愤懑;接下来,第三节以“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为转折,推出了对“往事”的“遥思”,心旌飘摇,不能自持,颓伤中夹清新之气,决绝中带眷恋之情,忽喃喃自语,忽捶胸诘问,终于恍惚痴迷地将“说梦”的主题点破;至于四、五两节,则以议论和剖白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寻梦而又惧梦、梦醒了又祈求新梦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意绪。这样,通篇嘈嘈切切,似乱非乱,主调明晰而又富于变幻,纲绳擎起而又美目盼兮,一种动人心弦、催人共鸣的艺术感染力便油然而生。
由于此文是一篇“自序”,故作者要简括地回顾著述的起缘、宗旨以及全书的内容和特色。张岱尽管在落墨时情绪跌宕起伏,但对于以上这些要点仍给予了冷静的关照。他以抒情为线索,巧妙地嵌入记叙与议论,这就使全文虚实相依,静深而又灵敏,实用而又好看。一般认为,张岱的文章凝练得有如“唐人绝句”,其间点染依稀,烟云灭没,给人以神思荡漾的奇趣。此篇虽属“应用文体”,但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功力仍然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读罢免不了要心驰神往,再三吟哦。
第一首。起联自我表述老年人的闲居生活“超然”脱俗,总结着作品的主旨。颔联则回忆过去,描写年轻时的豪爽饮量,能够“席地”而坐,一次能喝“百榼”酒,回忆起南郑诗中“雪中痛饮百楹空”的句子,就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对句写现在,紧扣题目中的“明”字,描写书房阳光明亮,窗边景色优美,犹如“壶中天地”,虽然小而陋,却足够让人徜徉其中自得其乐。这联通过对比今昔,展现出豪情逐渐消减,对退隐老湖村的感慨,言外之意可见一斑。
颈联出句描述梦醒后看到曲折的屏风旁摆放着一些橙子,不直接与诗人其他作品联系,难以理解其用意。然而,“菊枕”与被迫与诗人分离的前妻唐琬有关,前人已经注意到“橙子”与这件事的关系,但是还未深入研究。看来“橙子”可能是能引起诗人对失去的爱情回忆的物品。读过《秋晴出游》中“梦回有恨无人会,枕畔橙香似昔年”以及《十一月四日夜半枕上口占》的“檐间雨滴愁偏觉,枕畔橙香梦亦闻”等句子,便能窥见其中的信息。了解这一点,才能体会到这句诗的真正意图。
对句写“雨霁”之后,手拄着拐杖外出游玩,迎面看到早春的梅花景象。要理解“迎”字的表达,可以参考《探梅》中的“欲寻梅花作一笑,数枝忽到拄杖边”这两句。结联则描写平屋小斋,简洁可爱,不用去追求土地与房屋,经营着一个宽敞气派的园林别墅。“吾爱吾庐”句取自陶渊明的《读山海经》。本诗的作者陆游自注:“李卫公忆平泉山居,欧阳公思颍诗,皆数十首。”
第二首。起联写江南十月天气温和、“美睡宜人”,切题中的“暖”字。颔联写室中帘不卷而“留香久”,砚微凹而“聚墨多”,是细致的细节刻画,为陆游名句。这两联都写白天。颈联转写晚上,出句写“月”映“梅影”,幽细;对句写“风高”传送“雁声”,凄清。结联写喝淡酒亦可酣歌。用春秋齐桓公的卿相宁戚未出仕前为人挽车,在车前“扣牛角而歌”的典故,自表颓放,而兼叹壮志未伸,含意隐微。
这两首诗把一些生活细节和片段感想组织起来。室内室外,白天晚上,怀旧写今,描景抒情,安排错落;思议古人,解嘲自适,壮气难回,旧恨萦心,随手拈来。感情中有喜悦的,有伤感的,有慷慨的,有凄恻的;描写有细致的,有疏淡的,有豪放的,有朴素的。不拘泥于一定的线索和集中的题材。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此妓在饯别时的情景。首先表现她送别长官时的悲伤情态。她因这次离别而伤心流泪,却又似感害羞,怕被人知道而取笑,于是用纨扇掩面而偷偷弹泪。她强制住眼泪,压抑着情感,唱起《阳关曲》,殷勤劝陈襄且尽离尊。上阕的结三句是官妓为陈襄劝酒时的赠别之语:“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这次陈襄赴应天府任,其地为北宋之“南京”,亦可称“帝城”。她曲折地表达自己留恋之情,认为帝城虽然有如天远,但此后见天容易,再见贤太守却不易了。这将是永远的离别。她清楚地知道:士大夫宦迹无定,他们与官妓在花间尊前的一点情意,离任后便会很快忘掉的。词情发展至此达到高潮,下阕全是模写官妓的相思之情。
下阕模写歌妓的相思之情。苏诗《孤山二咏并引》云:“孤山有陈时柏二株,其一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为儿时已见其枯矣,然坚悍如金石,愈于未枯者。僧志诠作堂于其侧,名之曰柏堂。堂与白公居易竹阁相连属。”苏轼咏柏堂诗有“忽惊华构依岩出”句,诗作于熙宁六年六月以后,可见柏堂确为“新构”,建成始一年,而且可能由陈襄支持建造的(陈襄于五年五月到任)。在此宴别陈襄,自然有“楼观甫成人已去”之感。官妓想象,如果这位风流太守不离任,或许还可同她于画堂之曲栏徘徊观眺。由此免不了勾起一些往事的回忆。去年春天,苏轼与陈襄等僚友曾数次游湖,吟诗作词。苏轼《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诗有“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后作《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诗亦有“三月莺花付与公”之句,清人纪昀以为“此应为官妓而发”。可见当时游湖都有官妓歌舞相伴。“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是说眼下已是花飞春尽,大好春色要到明年才有了。结尾处含蕴空灵而情意无穷。官妓想象她明年春日再驾着小船在西湖寻觅旧迹欢踪时,“无处问,水连天”,情事已经渺茫,唯有倍加想念与伤心而已。
这首词属于传统婉约词的写法,表现较为细致,语调柔婉。作者善于描摹歌妓的情态,揣测到她内心隐秘的情绪,很有分寸地表现出来,艳而不俗,哀而不伤,切合现实情景。游湖等事,大都有苏轼在场。他了解官妓们的思想与生活,尊重她们的人格,因而能将其情态表现得真实而生动。可以设想:当这位官妓在尊前请求苏轼代为作词以赠陈襄,词人对客挥毫,顷刻而就,她当即手执拍板情真意切地演唱起来,声泪俱下,在座诸公无不被感动,尤其是太守陈襄。
从这首词,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宋代统治阶级维持着歌妓制度,在官府服役的官妓,歌舞侍宴,送往迎来虚度青春,没有自由,精神生活十分痛苦。如仪真的一位官妓所说:“身隶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夷坚丁志》卷十二)尽管她们身着绮罗,出入官府,实际上属于“贱民”,处于社会中卑贱的地位。由于职业关系,她们不得不歌舞侑觞,也不可能不与长官们尊前调情。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公开玩弄妇女的一种方式。可见词中的官妓敬劝别酒、缅怀旧事、瞻念未来之时是有许多凄凉的情感,隐藏着对不幸命运的叹息悲伤。她们与长官的情谊,真真假假,很难说清。二者社会地位的悬殊又使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情谊。苏轼为应酬官场习俗,实有相戏之意,将这种关系表现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非常巧妙。词的真实含意是比较复杂的。它是苏轼早期送别词中的佳作,反映了作者早期创作所受传统婉约词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