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前句谆谆教诲，年轻时不要怕经历辛苦磨难，只有这样才能为终身事业打下基础；后句是危言警示，不要在怠惰中浪费光阴，说明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辩证道理。这首诗语言上通俗浅近，平易自然，通读全诗，没有一难解字句，质朴之至，仿佛从诗人心中自然流出，毫无半点雕琢痕迹。
首联先叙静子虽未入仕却能于世道纷乱之时谨守礼道，勤奋修业。诗人以此来刻画书堂主人独特的精神风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他信守儒家尊奉的道德规范，重视修身立德，“家山虽在干戈地”，仍要“常修礼乐风”。对比之中既明弟静的勤勉好学,更显其卓然的高洁品格。
颈联则由人写到书堂之景：窗外绿竹摇曳，影入书案，远处泉水潺潺，流入砚池。视觉与听觉相结合，我们可以想见其弟静伏案苦读、砚池墨耕的情形。
尾联是对静子的劝勉之辞，劝弟静莫荒废时光、学业。
这首诗语言上通俗浅近，平易自然，通读全诗，没有一难解字句，质朴之至，仿佛从诗人心中自然流出，毫无半点雕琢痕迹，令你不能不佩服诗人的艺术之高超。这是就全篇来说的，若就其佳句来说，真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人砚池中”，写景诗句诗情画意，情景交融，却又自然晓畅。同时，这首诗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体现的是杜荀鹤的一个显著艺术特征。杜荀鹤是唐末时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诗学杜甫、白居易，以揭露弊政，反映民生疾苦为宗旨，注重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由于所送的神中有天地神也有人鬼，所以不称“礼神”而称“礼魂”。
对此篇的理解，从题目到内容一直分歧较大。王逸《楚辞章句》云：“言祠祀九(十)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今人陈子展以为“这像是说《礼魂》是为祭祀十神成礼之后，又传歌作乐，以娱乐众神而作，不是为祭祀任何一神而作”(《楚辞解题》)。明汪瑗《楚辞集解》、清张诗《屈子贯》则宣称此篇是“前十篇之乱辞也”。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又认为：“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清吴世尚《楚辞疏》、王邦采《九歌笺略》、王闿运《楚辞释》也持同样的观点，学术界一般认同此说。而姜亮夫《屈赋校注》又解“礼”为祀，解“魂”为“气之神也，即神灵之本名，故以之概九(十)神也”，“九祀既闭，合诸巫而乐舞，盖乐中之合奏也，……以总告诸神灵之前”。其说可从。
诗篇以简洁的文字生动描绘出一个热烈而隆重的大合乐送神场面。一开始，先点出是“成礼”，使它和《九歌》各篇发生了联系。祀礼完成后，于是响起密集的鼓点，于是一边把花朵互相传递，一边更番交替地跳起舞。美貌女郎唱起歌，歌声舒徐和缓，从容不迫。这正是一个祭众神已毕时简短而又热烈的娱神场面。而春天供以兰，秋天供以菊，人们多么希望美好的生活能月月如此，岁岁如此。于是，大家从春供到秋，以时令之花把美好的愿望总告于众神灵，并许以长此不绝以至终古的供奉之愿，表达人们敬神事神的虔诚之心。
在“成礼”的鼓声中，读者仿佛看到《东皇太一》中“扬枹兮拊鼓”、《东君》中“縆瑟兮交鼓”、《国殇》中“援玉枹兮击鸣鼓”诸种或庄肃或雍容或悲壮的场面。而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传花轮舞，读者无疑又会联想起《东皇太一》中“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云中君》中“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东君》中“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那流芬溢彩的神巫之舞。“姱女”的歌唱情景，自然也有《东皇太一》中“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少司命》中“临风怳兮浩歌”的叠影；而那“容与”之态，风神卓绝，不也宛然可见《湘君》、《湘夫人》中“聊逍遥兮容与”的湘水配偶神的身姿吗？“长无绝”的“春兰与秋菊”，则是对绿色植物所象征的生命力的讴歌。“蕙肴”、“兰藉”、“桂酒”、“椒浆”、“兰汤”、“桂舟”、“薜荔柏(箔)”、“蕙绸”、“荪桡”、“兰旌”、“桂櫂”、“兰枻”、“荷盖”、“荪壁”、“紫坛”、“桂栋”、“兰橑”、“辛夷楣”、“药房”、“蕙櫋”、“荷衣”、“蕙带”、“辛夷车”、“桂旗”、“杜若”、“芙蓉”、“白薠”、“苹”、“茝”、“石兰”、“杜蘅”、“疏麻”、“瑶华”、“麋芜”、“女萝”、“幽篁”、“松柏”，《九歌》中神灵的生活物品与生活环境充满各种芳美植物的郁郁生气，突出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从这个意义上说，“春兰与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正可以作为《九歌》祀神祈福的主旋律。
此诗在《九歌》在最短，几乎接近诗里的“风”诗，但寥寥数语，却把一个盛大集会的场面描写得如此激越和恢宏。随着激烈的鼓点和舞步，传递香草做着游戏上神灵快乐（这就达到了祁神许愿的目的）。诗末“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两句，完成了组诗的整体布局；用香草美人喻清平世界；用香草美人作为贯穿组诗各篇（除《国殇》）的联结线。这个香草即是总谱的五线谱（形式）又是总谱上的各个音符（内容），这种宏观构思是前无古人的。通过送神，展现了诗人矢志不渝的报国决心。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