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篇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是讲“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唐诗），实际讲的是元代末年的种种腐败都是从前胡作非为恶性发展的结果。在现代看来，这篇对话也是对当时统治者的一声警钟。

　　全文可分两段：

　　东陵侯的问卜为第一段。东陵侯在秦时为侯，在汉却下落成了庶人。这对其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值得荣耀的事情。他虽然也认识到了“蓄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的道理，但由于“身在此山中”，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样便只好借问卜来寻找解脱。

　　司马季主对东陵侯的回答为文章的第二段。在这一段中，司马季主充分肯定了人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了占卜的偶然性和荒唐。“鬼神何灵，因人而灵”，“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的观点，反映出作者进步的思想认识。在这一段中，作者阐述了事物发展的相对性，又论析了它们的矛盾性与统一性，并且也表明了自己的处世态度。应该说，作者在这里阐述和表明的一切，对于中国古代哲人来讲都不陌生，如《老子》、《庄子》等一些道家著所论证的大多就都有这种意味，而苏轼于《前赤壁赋》中写下的那句“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名言，简直更可以看作为本文的结论。刘基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只是复述前人已表达过的思想的情况下，仍为人们所乐道，所欣赏，原因就在于他把抽象的哲理形象化了。

　　这篇文章尽管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具有较为深刻、启人心性的思想，但其中无比深沉的感慨与难以排遣的牢骚还是明显可感的。这篇文章虽然采取了主客问答的形式，但无论是提问或是解答，都表明了旨在寻找自我解脱这一目的。问者的困惑，实际上也就是答者的困惑，而答者的困惑归根到底也是作者本人对世事的无可奈何、因此从总的方面看，作品所集中反映的无非是一种委运任化的生活态度。

　　唐诗中，以春和月为题的不少。或咏春景而感怀，或望明月而生情思。此诗写春，不唯不从柳绿桃红之类的事物着笔，反借夜幕将这似乎最具有春天景色特点的事物遮掩起来，写月，也不细描其光影，不感叹其圆缺；而只是在夜色中调进半片月色，这样，夜色不至太浓，月色也不至太明，造成一种蒙胧而和谐的旋律。

　　此诗首揭“更深”二字，为以下景色的描绘确定了基调，也给全诗笼罩一种特殊氛围。“月色半人家”是“更深”二字的具体化，接下的一句“北斗阑干南斗斜”，是“更深”于夜空的征象，两句一起造成春夜的静穆，意境深邃。月光半照，是因为月轮西斜，诗以星斗阑干为映衬，这就构成两句之间的内在关联。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正是诗人全身心地去体察大自然的契机而得到的佳句。从虫介之微而知寒暖之候，说明诗人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的根柢。因此。这两句非一般人所能道。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固然说不出；便是生活在乡村，也并非人人都说得出来。今夜虫鸣，究竟是第一回还是第几回，谁去注意它，这须得有心人，还应该有一颗诗心。一个“新”字，饱含对乡村生活的深情，既是说清新，又有欣悦之意。

　　“春气暖”自“今夜”始，表明对节候变化十分敏感，“偏知”一语洋溢着自得之情。写隔窗听到虫声，用“透”。给人以生机勃发的力度感。窗纱的绿色，夜晚是看不出的。这绿意来自诗人内心的盎然春意。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诗人之所以不描写作为春天表征的鲜明的外在景观。而是借助深夜景色气氛来烘托诗的意境，就是因为这诗得之于诗人的内心。

　　诗人是以一颗纯净的心灵体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的。诗的前二句写景物，不着一丝春的色彩．却暗中关合春意，颇具蕴藉之致。第三句的“春气暖”。结句的“虫声”，“绿窗纱”互为映发。于是春意俱足。但这声与色，仍从“意”(感觉)中来。诗人并非唯从“虫声”才知道春气已暖，“春气暖”是诗人对“今夜”的细微感觉，而“虫声”只是与其感觉冥合的一个物候。因此，诗的意蕴是深厚的。构思的新颖别致，决定于感受的独特。唐代田园诗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也不乏名家。然而。能仿佛陶诗一二者并不多见。象本诗这样深得陶体真趣的。就更为寥寥。至于说本诗有无隐微之情的寄托，于字面无证，不好去穿凿。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〇六。寒山诗语言明浅如话，有鲜明的乐府民歌风，内容除用形象演说佛理之外，多描述世态人情，山水景物。诗风幽冷，别具境界。这首“杳杳寒山道”，很能代表他的风格。

　　诗的内容，写寒岩左近高山深壑中的景色，最后见出心情，通篇浸透了寒意。首联写山水。“杳杳”言山路深暗幽远，“落落”言涧边寂寥冷落。诗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一个冷森森的境界，顿觉寒气逼人。次联写山中幽静，用轻细的鸟鸣声反衬四周的冷寂。三联写山中气候，用风雪的凛冽写出环境的冷峻。尾联结到感受山幽林茂，不易见到阳光；心如古井，不关心春来秋去。前七句渲染环境的幽冷，后一句见出诗人超然物外的冷淡心情。

　　这首诗除了用景物渲染气氛、以气氛烘托心情这种传统的表现手法之外，使用叠字是它的特点。通篇句首都用叠字，是不多见的。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国风·卫风·硕人》连用六迭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他提出了用叠字的要求复而不厌，赜而不乱。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变化。“杳杳”具有幽暗的色彩感；“落落”具有空旷的空间感；“啾啾”言有声；“寂寂”言无声；“淅淅”写风的动态感；“纷纷”写雪的飞舞状；“朝朝”、“岁岁”虽同指时间，又有长短的区别。八组叠字，各具情状。就词性看，这些叠字有形容词、副词、象声词、名词，也各不相同。就描摹对象看，或山或水，或鸟或人，或风或雪，或境或情，也不一样。这样就显得变化多姿，字虽重复而不会使人厌烦，繁赜而井然不乱。

　　使用叠字的效果，大抵像使用对偶排比一样，能获得整齐的形式美，增进感情的强度‘山这首诗中的叠字，大都带有一种幽冷寂寥的感情色彩，接连使用，使诗笼罩着一层浓烈的气氛。再如，“朝”、“岁”，单个的名词，本来不带感情色彩，但一经叠用，出现在上述特定的气氛中，就显得时间的无限延长，心情的守一、执着，也就加强了诗意，具有感情色彩了。

　　这首诗还由于使用叠字，增强了它的音乐美。借助于音节的复沓，和谐贯串，一气盘旋，并借助于形式上的划一，把本来分散的山水、风、雪、境、情，组织成一个整体，回环往复，连绵不断。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