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元璋在位期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 ,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 ;军事上,实施卫所制度;经济上,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兴修水利,减免税负,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等;文化上,紧抓教育,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 ;对外关系上,确立“不征之国”。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太孙朱允炆。 ▶ 146篇诗文
吴激是出使金朝、被留异国的南方诗人。从柳暗花明的江南,来此风雪纷扬的北庭,无疑如进入一个陌生世界那样令人震愕;何况又是远离故土,屈仕于敌国之翰林院,便更有一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然而,诗人毕竟不能按抑对故国故乡的思念。“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那身在异国的生涯,对吴激来说,实在是被纷纭如烟的故土之梦牵萦环绕着的。
所以当他猛一见到友人家画有故国潇湘山水的图画时,又惊喜而呼,如醉如痴了。“江南春水碧如酒”,画面上大笔抹染的,是一派绿意盎然的南国之春,幽幽的湘江,浩浩荡荡地从画面深处奔来。它是碧澄的,多情的,带着春来的脉脉欣喜和摇漾不尽的波光笑影,浮横在诗人眼前。昊激自己也擅长书画,也许因此对色彩、光影更其敏感。此句正是抓住春来江水“碧”如蓝的特点,又出人意外地用浓醇的“酒”色作比,便赋予了画中的潇湘春水以格外迷人的魅力。
画面之美还远不止于此。碧绿的清江上,远远近近,更有悠悠的船影点染其间。有的顺流而“来”,有的溯波而“往”,在这江山如画的南国行旅,完全不像在关外的春日还得踏冰披雪;那远行在潇湘之同的“客子”,正是最乐于以船为家的。“客子往来船是家”句,正这样在诗人眼际,展开了一幅画笔也描摹不出的关妙动境;它因此也可以从相对的角度,读作为凝神观画的诗人情不自禁的兴叹——当《潇湘图》上的船恍然间移动起来,诗人也同回到了往日的岁月,重又领略着春江赏景的客行之趣,而激荡起这种认船为“家刀的亲切、温馨之情。
正如诗人在北庭所常常做过的梦境一样,他此刻置身在友人家的画幅前,竞也怀疑起眼中所见的究竟是画、还是“梦”了。那画面上的潇湘山水,明明是在万里故国的江南;那船行于青山绿水间的景像,更决非能在这风沙满天的塞外一遇。也许是因为这《潇湘图》,画得实在太过传神;也许是因为那故国的山水,睽违得实在太久。所以令诗入猛一见到这丹青绘染之境,也不免有一种梦中神游般的惊喜了。“忽见画图疑是梦”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在见画如见故国山水中,如幻如梦、热泪涌注的动情一幕。诗人无疑希望,这馨的梦境,能再持续得长久些。
然而它竟没再持续:随着结句“而今鞍马老风沙”的闪现,这令诗人欷歔动情的梦境,就很快惊散,破碎成再难续的翩翩碎影了。作为一位兼替书画的诗人,吴激完全了解精妙的绘画所具有的迷人魅力,也因此最易从梦寐般的画境中返回现实。于是画中的南国山水,便又与诗人葱笼的忆念分离,回复了它那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虚影;而恍在故国南土山水间游赏的诗人,又面对了身栖关外的凄苦生涯,这便是他已经度过、并且还将继续度着约异国岁月,他恐怕只能在这样的岁月中终老天涯了。
清美邈远的江南画境,与纷乱黯淡的关外实境的急剧变换,造成了这首题画诗所表现情感的巨大逆转。当飘缈如烟的故国山水随画面一齐隐去,就只剩下了一位北庭“风沙”中忧郁南望的苍老诗人——就这结句所展示的境界说,它便似乎不再是一首题画之作,而是借《潇湘图》作反衬的一幅黯然神伤的自画像了。
“绮”本意为“有 花纹的丝织品”,后来引申为“美丽”,“绮怀”自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对清代诗人黄景仁来说,这种美丽来自一种爱情失落无处寻觅的绝望,因而更加凄婉动人。
黄景仁年轻时曾同 自己的表妹两情相悦,但故事却仅有一个温馨的开始和无言的结局。正因如此,在《绮怀》之中,笼罩着隐隐约约的感伤。这种感伤,被那种无法排解的甜蜜回忆和苦涩的现实纠缠着,使得诗人一步步地陷入绝望中。
首联“几回花下坐 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明月相伴,花下吹箫,美好的相遇。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伊人所在的红墙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上的银汉一般遥遥而不可及。
第二联“似此星辰 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是最让人称道的一联,是的,今夜已非昨夜,昨夜的星辰,是记录着花下吹箫的浪漫故事,而今夜的星辰,却只有陪伴自已这个伤心之人。诗人是清醒的,他知道往事不可能重现,而正是因为这种清醒,才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在黄景仁的诗中, 所有虚幻的安慰全消失了,只有一个孤独的人依旧保持着一种望月的姿势,思念的姿势。试想,诗人独立中庭,久久望月,一任夜晚的冷露打湿了自已的衣裳,打湿了自已的心灵。而这种等待的尽头却只能是一片虚无,这种思念的幻灭以及明明知道思念幻灭却仍然不能不思念的心态,正是最为绝望的一种心态。 第三联“缠绵思尽 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这句可以和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相媲美。春蚕吐丝,将自已重重包裹,正如诗人自己,用重重思念将自己重重包围。春蚕吐丝尽头是茧,是死,红烛流泪的尽头是灰,是死。而死,自然是人世间最为绝望的结局了。“芭蕉”也是幽怨的意象,李商隐《代赠》诗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句。
尾联“三五年时三 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尾联同首联呼应,三五年时三五之月,自然是“几回花下坐吹箫”的往昔,而那时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涩的酒。而这种苦涩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因为,诗人无法不想念,也就无法同往昔和现实的夹缝之中突围出来。法国著名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黄景仁的七言律诗《绮怀十六首之十五》,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而更有了魅力。
李白这首也有“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那首的立意。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不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象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权奸们象恶兽猰?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象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诗意象是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在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世人就把我看得轻如鸿毛。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可见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猜疑。明明有剧孟这样的能人而摒弃不用,国家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了。这一段行文的显著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能事。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但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