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龙洞山农在为《西厢记》写的序文末尾说：“有识之士不以为我还有童心的话，就知足了。“童心，实质上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儿童，是人生的开始；童心，是心灵的本源。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那么，童心为什么会贸然失落呢？
人启蒙的时候，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知识，长大之后，又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的闻见和理性的道理一经入主人的心灵之后，童心也就失去了。久而久之，所得的道理、闻见日益增多，所能感知、觉察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从而又明白美名是好的，就千方百计地去发扬光大；知道恶名是丑的，便挖空心思地来遮盖掩饰，这样一来，童心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的闻见、道理，都是通过多读书，多明理才获得的。可是，古代的圣贤又何尝不是读书识理的人呢！关键在于，圣人们不读书时，童心自然存而不失，纵使多读书，他们也能守护童心，不使失落。绝不像那班书生，反会因为比旁人多读书识理而雍塞了自己的童心。既然书生会因为多读书识现而雍蔽童心，那么圣人又何必要热衷于著书立说以至于迷人心窍呢？童心一旦雍塞，说出话来，也是言不由衷；参与政事，也没有真诚的出发点；写成文章，也就无法明白畅达。其实，一个人如果不是胸怀美质而溢于言表，具有真才实学而自然流露的话，那么从他嘴里连一句有道德修养的真话也听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童心已失，而后天得到的闻见道理却入主心灵的缘故。
既然以闻见道理为本心，那么说的话就成了闻见道理的翻版，而不是出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跟我又有什么相干。这难道不是以假人说假话，办假事，写假文章吗？因为人一旦以虚假为本，一举一动也就无不虚假了，由此去对假人说假话，正是投其所好；跟假人讲假事，肯定信以为真；给假人谈假文章，必然赞赏备至。这可真是无处不假，便无所不喜呀！满天下全是虚假，俗人哪里还分辨得出真伪。即使是天下的绝妙文章，因被假人忽视埋没而后人无从得知的，不知有多少。原因何在？因为天下的好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如果童心常在，那些所谓的闻见、道理就会失去立脚之地，那么，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都可以写出极好的作品来。诗歌，何必一定推崇《文选》；散文，何必非得看重先秦。古诗演变成六朝诗外，近体格体，古文也发展为唐朝传奇，金代院本，元人杂剧，《西厢记》，《水浒传》，还有当今应科举的八股文，凡是讲求圣人之道者都是古今杰出的文章，绝不能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厚古薄今。所以，我对那些发自内心的文章体会最深，实在用不着言必称六经，言必称《论语》、《孟子》。
六经、《论语》、《孟子》，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辞，就是臣下的阿谀之言，不然的话，也是那班糊涂弟子们，追忆老师的言语，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是据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写下来汇集成书。后代书生，不明此理，就以为全是圣人的精辟理论，而奉若经典。又哪里晓得，这其间多半根本不是圣人的精论呢！即使真有圣人讲的，也是有的放矢，不过就一时一事，随机应答，以点拨那些不开窍的弟子罢了。对症下药，不拘一格，怎么可以当成万古不变的真理呢！显而易见，六经、《论语》、《孟子》早已被拿来用做道学家唬人的工具，伪君子藏身的挡箭牌了，绝对没法和发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同日而语的。呜呼！我又到哪里去寻找童心未泯的真圣人，与他一起探讨作文之本呢？
注释
童心：孩子气；儿童般的心性。这里引申为本性；真心。
龙洞山农：或认为是李贽别号，或认为颜钧，字山农。
《西厢》：指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
曷：何，什么。
胡然而遽失：为什么很快就失去。遽：急；突然。
闻见：听到的和看到的，指儒家思想。
而以为主于其内：耳闻目睹的东西进入人心，变成了心灵活动的主持者。
扬：发扬。
固：本来。
见：通“现”。
著：显现。
达：畅通。
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是因为那不是内里含有童心，外显而为美，不是内再忠厚老实的德性而发出的辉光。
卒：最终。
工：精巧。
文：写（文章）。
矮人何辩：这里以演戏为喻，矮人根本看不到，就无法分辨了。
湮：埋没。
诗何必古《选》：《文选》收录的古诗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指南朝梁代萧统编的古诗集《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古：推崇。
变而为近体：指诗歌变由古体变为近体律体。近体：指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传奇：指唐人的传奇小说。
院本：金代行院演出的戏剧脚本。
举子业：指科举考试的文章，也就是八股文。
六经：指儒家的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语》《孟》：指《论语》《孟子》，《四书》中的二种。
过：过分。
懵懂：糊涂。
察：知晓。
道学：指道学家。
渊薮：原指鱼和兽类聚居的处所。比喻人或物聚集的地方。
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我又从哪里能够找到一个童心未曾失掉的真正大圣人，可以与他谈一谈文章的道理呢？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程朱理学本来有丰富、深刻之处，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程朱理学立为官学，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逐渐走向僵化，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
而李贽一直抨击程朱理学、批判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追求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并和曾经的好友耿定向，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思想分歧，继而发生论战。这段学术论战也是晚明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为学界所熟知。该《童心说》正是创作于该论战时期。
具体背景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耿定向写了一封信给周思久，即《与周柳塘》，其中谈到，李贽“以妄乱真、教坏毒世”，是“纵情任欲”的人。周思久把该信转给李贽一阅。李贽大为恼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具有论战性的理论文章《童心说》，是为回答耿定向“以妄乱真”的指责而写的。
其写作时间，据耿定向《与周柳塘》第十八书“顷有诗讽耳顺”一语以及杨起元《柳师中秋寿诞》诗中“重来花甲倍寻常”一句，可以推定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对于行人来说，在春光明媚时节奉使江南，是一次游历的好机会，况且又可以顺路探亲，一举两得，实乃好事。故这首诗里没有一般送行诗中常见的那种沉郁、缠绵的情调。
一、二两句说明他此行的使命和去向。轺，使者乘坐的车辆。紫泥，古人书信用泥封，泥上加盖印章，皇帝的诏书用紫泥，这里即指诏书。第一句等于说：他是奉朝廷之命去出使的。去的地方是“泽国渺天涯”，是到那遥远的水乡泽国去。
唐代从长安到江西，先走陆路，经商洛，出武关，到襄阳，然后即可乘船，经汉水，下长江。“九派春潮满，孤帆暮雨低”，三、四句设想他在大江中行船的情景。九派，长江流至九江，分成九道支流，所谓“江到浔阳九派分”（皇甫冉诗句）。春天桃花水发，长江水位很高，看上去好象置身于水的世界一样。“九派春潮满”，虽然不加夸张，但春潮涌动，江水浩渺的景象历历在目。而在这浩瀚无边的水的世界里，一叶孤舟正在暮雨中缓缓飘浮。江面的阔大正衬托出行人的孤单。诗人没有正面抒写自己的别情，而别情已在景中。这一联对仗工整，状物入微。沈德潜说：“著雨则帆重，体物之妙，在一低字。”（《唐诗别裁》卷十一）
“草深莺断春，花落水东西”，上一联是从大处着眼，这一联是从细处落笔；上一联侧重于行程，这一联则侧重于玩赏。江南的春光美，江南的春意浓。南朝梁文学家丘迟在代临川王写的《与陈伯之书》里曾这样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以故乡的春色规劝当时为北魏效力的陈伯之归降，而且终于达到了目的。江南春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草深”二句，正是化用了梁朝丘迟的文句，但显得更为流畅明丽。
最后两句说到此行尚可顺道省觐父母，当不致因留连风光而耽误行程。全诗写得轻快流丽，富有生气，乃送别诗中的佳作。
起首二句，直接描述自己时隔三年旧地重游的怀恋心境。“问讯”，表达出词人主动前来探望的殷切心情。“湖边”，点明远道而来，刚至湖岸，为下文乘船游湖作铺垫。“春色”，形容万紫千红的美好春景，乃下文“东风”、“杨柳”之引笔。“重来”，说明是再次来此，表明“问讯”实是有意重访。“又是三年”，不仅突出相别的确切时间，而且暗示其间经历了人生的多少波折变幻；一个“又”字，内涵复杂，既包含了对时光流逝的叹惜，对历经坎坷的感慨，也包含了对湖边春色的怀恋，对再次来此的欣喜。词人酷爱自然之情，潇洒出尘之姿，就在这质朴明快、语近情深的起句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全词飘逸清朗的基调。
如果说起首两句是从词人有意重访的角度而言，三四两句则从客观风物欢迎自己的角度下笔，描画出上船离岸乘风过湖的情景。“东风”、“杨柳”，都紧承“春色”发展而来。东风似乎有意，轻轻吹拂，送我渡过湖波；杨柳似乎含情，微微摆动，年年擦着我面。词人不说船乘风势，人触柳年，而说风助船行，柳拂人面，正是注情于物的拟人写法，从而创造出一个物我合一、通体和谐的艺术境界。词人那种超脱尘网、得其所哉的无限快意，就这样得到了淋漓酣畅的表现。
上片以作者自己与风物的互相映衬，表达了重访三塔湖离岸登船之际的快意感受；下片则以世路与湖亭的强烈对比，抒发了置身寒光亭时的悠然心情。
“世路”二句，暗承上片“过湖”，由描述转入议论，看似语意突兀，实是一脉相通。“世路”，是一条政治腐败、荆棘丛生的路，与眼前这东风怡人、杨柳含情的自然之路岂能相提并论。然而，词人说是“如今已惯”，这不仅表明他已历尽世俗道路的倾轧磨难，对权奸的打击、社会的黑暗业已司空见惯，更暗寓着他已看透世事、唾弃尘俗的莫名悲哀和无比忧愤。因此，“此心到处悠然”，也就不仅在说自己的心境无论到哪儿总是悠闲安适，更包含着自己这颗备受折磨、无力回天的心只能随遇而安、自寻解脱了。词人由爱国志士而成江湖处士，无奈去到和谐美好的大自然中寻求解脱，内心悲愤难言，却说“到处悠然”，可谓语近旨远，沉郁至极，与那“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辛弃疾先后同调，从而铸成凝聚全词主旨的警句。
结尾两句，紧承“悠然”二字宕开一笔，着力描写来到湖中寒光亭时所见的自然美景。词人撇开“世路”，来到寒光亭上，只见寒光亭下的湖水一碧万顷，犹如辽阔无际的蓝天；在这明丽如画的水天之间，一群沙鸥展翅飞起，自由翱翔。这一静一动、点面交映的画面，充满了蓬勃的生气，陶醉着词人的心胸。特别是沙鸥飞起的镜头，不仅使整个画面灵动起来，更寄寓着“鸥鸟忘机”（典出《列子·黄帝》）与鸥同盟的深意。如果说上片以问讯春色和风物含情写出了物我一体的美妙境界，那么，下片就以唾弃世路和同盟鸥鸟表露出投身自然的悠然心境。而这末尾两句，纯粹写景，以景结情，语淡意远，余味不尽，词人对于世路尘俗的鄙弃憎恶，对于返归自然的恬适愉快，尽在言外，从而成为全词意境旷远、余音绕梁的结笔。
李白的这两首诗是借“长门怨”这一乐府旧题来泛写宫人愁怨的。两首诗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分别来看，落想布局，各不相同，合起来看，又有珠联璧合之妙。
第一首，通篇写景，不见人物。而景中之情，浮现纸上；画外之人，呼之欲出。
诗的前两句“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点出时间是午夜，季节是凉秋，地点则是一座空旷寂寥的冷宫。唐人用《长门怨》题写宫怨的诗很多，意境往往有相似之处。沈佺期的《长门怨》有“玉阶闻坠叶，罗幌见飞萤”句，张修之的《长门怨》有“玉阶草露积，金屋网尘生”句，都是以类似的景物来渲染环境气氛，但比不上李白这两句诗的感染力之强。两句中，上句着一“挂”字，下句着一“流”字，给人以异常凄凉之感。
诗的后两句“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点出题意，巧妙地通过月光引出愁思。沈佺期、张修之的《长门怨》也写到月光和长门宫殿。沈佺期的诗写“月皎风泠泠，长门次掖庭”，张修之的诗写“长门落景尽，洞房秋月明”，写得都比较平实板直，也不如李白的这两句诗的高妙和深沉委婉。原本是宫人见月生愁，或是月光照到愁人，但这两句诗却不让人物出场，把愁说成是月光所“作”，运笔空灵，设想奇特。前一句妙在“欲到”两字，似乎月光自由运行天上，有意到此作愁；如果说“照到”或“已到”，就成了寻常语言，变得索然无味了。后一句妙在“别作”两字，其中含意，耐人寻思。它的言外之意是：深宫之中，愁深似海，月光照处，遍地皆愁，到长门殿，只是“别作”一段愁而已。也可以理解为：宫中本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乐者自乐，苦者自苦，正如裴交泰的一首《长门怨》所说：“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管北宫愁。”月光先到皇帝所在的南宫，照见欢乐，再到宫人居住的长门，“别作”愁苦。
从整首诗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以斗柄横斜为远景、以空屋流萤为近景的月夜深宫图。境界是这样的阴森冷寂，读者不必看到居住其中的人，而其人处境之苦、愁思之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二首诗，着重言情。通篇是以“我”观物，缘情写景，使景物都染上极其浓厚的感情色彩。上首到结尾处才写到“愁”，这首一开头就揭出“愁”字，说明下面所写的一切都是愁人眼中所见、心中所感。
诗的首句“桂殿长愁不记春”，不仅揭出“愁”字，而且这个愁是“长愁”，也就是说，诗中的人并非因当前秋夜的凄凉景色才引起愁思，而是长年都在愁怨之中，即使春临大地，万象更新，也丝毫不能减轻这种愁怨；而由于愁怨难遣，她是感受不到春天的，甚至在她的记忆中已经没有春天了。诗的第二句“黄金四屋起秋尘”，与前首第二句遥相绾合。因为“金屋无人”，所以“黄金四屋”生尘；因是“萤火流”的季节，所以是“起秋尘”。下面三、四两句“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又与前首三、四两句遥相呼应。前首写月光欲到长门，是将到未到；这里则写明月高悬中天，已经照到长门，并让读者最后在月光下看到了“长门宫里人”。
这位“长门宫里人”对季节、对环境、对月光的感受，都是与众不同的。春季年年来临，而说“不记春”，似乎春天久已不到人间；屋中的尘土是不属于任何季节的，而说“起秋尘”，给了尘土以萧瑟的季节感；明月高悬天上，是普照众生的，而说“独照”，仿佛“月之有意相苦”（唐汝询《唐诗解》）。这些都是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说的“无理而妙”，以见伤心人别有怀抱。整首诗采用的是深一层的写法。
这两首诗的后两句与王昌龄《西宫秋怨》末句“空悬明月待君王”一样，都出自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但王昌龄诗中的主角是在愁怨中希冀得到君王的宠幸，命意是不可取的。李白的诗则活用《长门赋》中的句子，另成境界，虽然以《长门怨》为题，却并不抱泥于陈皇后的故事。诗中展现的，是在人间地狱的深宫中过着孤寂凄凉生活的广大宫人的悲惨景况，揭开的是冷酷的封建制度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