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合姓名咏物志感，是诗词曲赠人之作的常法。如苏东坡《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侍儿胜之：“天然宅院，赛了千千并万万。说与贤知，表德元来是胜之。今来十四，海里猴儿奴子是。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赛了千千并万万”、“海里猴儿”（双陆胜采名）、“六只骰儿六点儿”（掷骰胜采）都含“胜之”的意思。该篇即围绕“朱帘秀”三字生发，从珠帘的禀质、环境、阅历及所显示的风神步步写来，贴切于物而影合于人。
曲中的暗示、双关，意味悠长。如“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以“江边翠竹”之秀、“海上明珠”之贵配上锦织绒穿的精致，合映出朱帘秀的色艺双全；“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既暗点朱帘秀寄身“风月场”的处境，又表现出她的脱俗厌嚣，纤尘不染。末二句从王勃《滕王阁序》“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句境化出，又兼具“高唐云雨”典故的风情意味，显示了朱帘秀婉娩风流，而又勘破情关的秀慧形象。从一挂帘子开掘出这样多的浪漫色彩，足见作者的艺术功力。
这是一封招唤友人一同隐居学道的书信。
作者先表述接到对方来信时的愉快心情。“栖六翮”句说劲健之鸟栖息于山野荆丛之上，这是比喻自己隐居山林。“望绮云”句说仰望青天彩云，这是说自己向往成仙飞举。陶弘景少年时读葛洪《神仙传》，便对人说： “仰青天，睹白日，不觉为远矣。” (《梁书·处士传》) 这里也是此意。“春华”四句说友人的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倾吐心曲。“春华来被，草色开鲜”是比喻来信情辞之美。于是深感二人同心，非常欣慰。“邻德”用 《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之语。接着说虽友人居庙堂之高，但向往隐逸学道，实在令人钦佩。岱岭，泰山，道教以为福地，这里代指道教名山。飞霜指熔炼丹药，魏晋人有以“霜”称仙药者。
再下面抒写自己隐居山林的心情： 虽摆脱了尘务俗累，但仍有衰老、死亡的恐惧。除非真象《庄子》所说的那样，将生死看得毫无差别，不然，谁能不为老之将至而心头发热？这么一来，便更盼望有知己神交之友，相与偕隐，同其忧乐，互相安慰。最后即呼唤对方，说：何必一面栖栖惶惶，一面徒然以《庄子》齐同死生的说教自慰？（鼓缶用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事；庄子说死生均为道之运化，故无须乐生哀死。）还是从事于修道养生、返老还童之术吧。
陶弘景是道教著名人物，深为当时人所仰慕。《梁书·处士传》说他“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但从本文可以看出，他虽隐于山林，但有时也不免有一种孤独感，更有死之恐惧。其内心深处，究竟还是有与常人相通的一面的。
何逊的诗在梁代颇有影响，沈约曾盛誉其作，谓“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此诗的艺术水准，也当得起这番赞誉。题中的刘谘议，即刘孝绰，曾任谘议参军之职。他是与何逊齐名的诗人，当世有“何刘”之称，二人之间经常有唱和之作。
“旅人嗟倦游，结缆坐春洲。”诗的起首两句交代了作者之所以在行程中要“早泊”，并不是春江夕阳的美丽景色激发了他的观赏兴趣，而是对官事繁复和往来江上的旅行已经厌倦了，才宁愿早早泊船岸边，依春洲以望远，聊解忧烦。何逊的这种心情，在其诗作中多有反映，如“游宦疲年事，来往厌江滨”；“我本倦游客，心念似悬旌”等。诗一开始就表现出作者的忧愁烦恼，为下面的写景与联想做了铺垫。
接下来六句描写了春晚夕阳中的江上景色。暮色黄昏之时，江风停息。涣涣春水，犹如一匹长长的白练，无声地流动着，一直流向远方。江中不知何处，传来一曲悠扬的船歌。这是打鱼归来的船家在摇橹歌唱。在一片静谧之中，这歌声显得既清亮而又陶然自得，使疲于奔波的旅人闻之，更加感慨万端。举目遥看大江两岸，但见春草茵茵。这如翠的绿色绵绵不断，伸展向前，直连着天边。近处的草芽绿得可爱，远处的草却渐渐地映出傍晚天际的清光，越向远方，这清光越亮，草色也越淡。遥望所及，只见一片莹莹，草色与天光水色融为了一体。偶尔有几朵彩云飘来，霞光倒映在水中，水波起伏，宛如云影飘浮在江面。寂静的江上，时而一只小船从天边驶来，映着天上的霞光，滑过水中的云影，缓缓摇近岸边。宁静的江流，悠扬的渔歌，天边的余晖，绵绵的春草，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在这画面中，有声，有光，有色，有近处的清晰，有远方的迷濛，有静止的水天背景，有动态的孤舟轻漾。一切都呈现出素雅的色调，透出一股忧郁的情思。
诗的后四句抒发了作者由江景而生发的联想和感慨。“娈童泣垂钓”用“龙阳君泣鱼”之典。《战国策·魏策》记魏王的男宠龙阳君钓鱼而泣，魏王问其故，龙阳君答曰，前得之鱼小，后得之鱼大，故弃前者而藏后者；因想天下之美人多矣，王将惑于新人而弃故。魏王遂布令于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后以此事喻近幸之臣蔽君主得贤之路。“妖姬哭荡舟”，事见于《左传·僖公三年》。齐桓公与蔡姬泛舟水上，蔡姬摇荡舟身，桓公恐，禁之不可，怒而遣蔡姬。桓公打发蔡姬回娘家只是一种惩罚，不曾想蔡人竟嫁女于他人。桓公大怒，举兵攻破蔡国，并乘势进军楚国。《淮南子·人间训》称：“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以喻祸之起于微小之间。这两个典故都与水有关。何逊关心国事，有志向，但因出身寒微，不善奉迎，故仕途多蹇，胸中常郁郁。他坐于江畔，看江水长流，夕阳西沉，孤舟飘泊，恨谄臣阻扼贤路，忧国家隐患重重，心情格外沉重。他的愤恨忧虑不可以直接表达，遂由水而生发联想，借“泣鱼”、“荡舟”的典故婉转隐晦地表现出来。这应当就是“客心自有绪”的内涵。《南史·何逊传》记载，梁武帝萧衍因何逊在诗中用曹操故事而颇为不满，称“何逊不逊，未若吾有朱异”。何逊“自是疏隔，希复得见”。（朱异是梁代以阿谀奉迎皇帝而著称的近臣，后侯景起兵乱梁，就借讨朱异为名）此事或许能帮助读者理解何逊用这两个典故时的心理背景。
然而，“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菲”，“客子行行倦，年光处处华”（何逊）。大自然既不因人的悒郁不乐而失去其美之魅力，也不因人之喜悦赞赏而增加其美的色彩。自然的生命就是这样健壮、坚强、蓬勃旺盛。相比之下，人的生命是多么短促、软弱，人的作用又是多么微薄、无力。江水静静，日夜不停；春光流转，年年不息；太阳落下，第二天照样升起；可江边之人，明日不知身在何处，愤恨忧虑，亦复徒然。“对此空复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社会的无可奈何之叹。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