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柯敬仲墨竹》首联以议论出之，谈画竹的难易繁简。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简”。笔简，脱去形似的画风，力追写意，更能实现其气逸、其格高，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莫将画竹论难易”，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因为其中道理深沉，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所以此句的“莫将”，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刚道繁难简更难”，这句中有两个分句，一个“刚道繁难”即硬要说繁难，因为“繁难”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才一口咬定，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简更难”，尽翻前四字之案，“简更难”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令人耳目一新。

　　前二句皆议论，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让人感到真境逼人。柯九思所画竹，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可见简便非易，数叶的竹虽简，但却是以虚写实，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数叶之竹，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

　　从艺术手法上，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

　　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意象与画论结合，诗情与哲理交融。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诗画相得相彰。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主要是写意，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制造出一种萧疏、凄冷的氛围。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下联则是具体印证：简笔，不是简率，而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

　　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

　　词人通过登多景楼的所观情景的描写、抒发，表现怀才不遇的困惑、无奈，但通篇并无消沉之感，而是感慨悲凉。

　　上片触景抒怀，情融景中。

　　开首“天下奇观，江浮两山，地雄一州”三句，实景与幻象相融合，其中用一个“奇”字，表现出了奇妙的视觉幻象。“对晴烟抹翠，怒涛翻雪，离离塞草，拍拍风舟”，画面进一步活跃起来。看吧，江面开阔，水雾缭绕，晴日下，格外分明，江那边，只能模糊地看见青青的山影。句中“抹”字，生动地绘上令人神往的一笔。灵动的笔触一转，绘出浪声阵阵，一浪高过一浪，如一堆堆白雪翻滚。句中“怒”、“翻”二字，将气势浩大的江涛表现得极有力度。江边苇草丰茂，江船迎风击水前进。登斯楼也，睹其江水、远山、烟波、怒涛、塞草、行船，画面生机盎然，气势宏伟，激起有志男儿的壮志豪情。

　　但是，现实残酷地粉碎了词人的宏伟抱负，不禁悲从中来。他感到“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岁月如此匆匆消逝；对照之下，他却只能“几度斜阳人倚楼”。于是一种愤懑压上他的心头，“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敝貂裘”，英雄老矣，什么都不可能了，难有作为。如此写来，感情一波三折，起伏有致，令人感动。

　　下片直书感喟，情中带景。

　　词人自比谢安，志愿出征，领导抗战，可是，朝廷却不任用他，使他壮志难酬。既然如此，词人只好退而求隐：“且容老子，还访浮丘。”此句意谓，还是归隐去吧，去与浮丘公相伴。下面，词人更进一步抒发了归隐的思绪，并为未来的归隐生活作了构想：“鸥鹭眠沙，渔樵唱晚，不管人间半点愁。”这样，在词人的眼前出现了归隐生活的幻景，闲适，安然，不问世事，写得十分真切生动。词尾写道：“危栏外，渺沧波无极，去去归休。”这里，词人写自己倚栏远眺、沉思，深感国运难回，英雄失志，终于下定归隐的决心。“去去归休”，不能再犹豫了。

　　词中有画，这是此词最大的特色。寥寥几笔绘出一幅清新、俊逸的江水山色图；此词意境开阔，绘景抒情相得益彰，且气韵流畅，很有力度。就内容而言，其中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与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这一对矛盾集中于词人一身，这是现实使然，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分不开。

　　词作上阕写景，景是杭州之景；下阕写人，人是镇杭是官，上下合璧，地灵人杰。

　　上阕写杭州之景。开头先从大处落笔，以自然界中的烟霞来渲染气氛：大海映着如火的红霞，远山笼着青色的烟雾。境界阔大，设色艳丽。接下来“故都风景繁华地”一句既点出所写之地——杭州，又是一句总的概括，将“繁华”的杭州置于“海红霞，山烟翠”的大背景中，使人觉得杭州就像镶嵌在这幅美丽画面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接下来数句，是对杭州城美丽、繁华的具体描绘。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宏伟壮观的城门，城门上望楼高高耸立，画戟尽显威仪。然后词人再以城门为立足点自上而下分写了杭州城内、城外的景色。写城内，主要描绘静态的人文景观。“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只用八个字就写出了杭州城内人烟繁阜，市容严整，建筑华美。写城外，物境人事共同构成画面，动静结合，一气呵成。至此，故都的山光水色，已呈现在眼前。

　　词的下阕，转笔颂扬镇杭之官的事功人品。下片五十二字, 仅三处用韵，从内容上看，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征战立功， 二为衣锦还乡，三为政绩卓著，并预祝升迁。写得舒徐有致， 雍容闲雅。

　　此词作为一首投献词，有“贡谀”的成分，但词中所展现的杭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风光的确是北宋前期“承平气象”的真实写照。再者，从“贡谀”的角度说，上片只是作为背景与陪衬；但若从反映都市生活的角度说，上片正是此词的精华。写景的视角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笔触亦随之由阔大旷远至精细俊美，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映，确是柳永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雅词。

　　这是一首揭露乡村中土豪的诗篇。村豪，指乡村豪富之家。农民辛勤劳动了一年，果实全被地主村豪掠夺去了。这些土豪在地方上势力很大，连官府也干涉不了他们。他们不是官，但势倾官府，是农村中的恶势力。

　　诗的开头两句：“日击收田鼓，称大有年。”写秋收日程已到，村豪们每天敲击收田之鼓，召集佃农们为他们收割，他们督催别人辛苦劳动，让人家头顶烈日，脚踩污泥，汗水滴在田地里，自己只在一旁监收。他们占有绝大部份的土地，剥夺别人的劳动果实。除了打鼓催唤佃农刈禾之外，还不时在啧啧称道说：“今年是大有的丰年。”他们沾沾自喜，恬不知耻，自居田地的主人，在他们看来，连佃农们最低限度的穷苦生活，也全出于他们的恩赐。

　　三四两句写村豪在夺取佃农劳动成果之后，狂欢享乐，尽情享用用粮食新酿的美酒，包载下江运谷的船只，颐指气使。这两句反衬佃农劳苦终年，吃的却是粗粝之食。五六两句，写这些村豪家里的人全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妇人的头上插满银钗；儿童的衣袍，全用细软的毛皮和丝绸制成。这两句反衬劳动者衣不蔽体，女无裙裤，孩子们在秋天，也全无衣着。一旦天寒，只有忍饥受冻。

　　结尾两句：“里胥休借问，不信有官权。”揭露村豪是一股顽固的势力，不仅乡村的小吏不敢过问他们，更教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权势熏天，终年鱼肉人民，毫无顾忌，就是地方官，也奈何他们不得。这“不信有官权”一句，写得极为沉痛，逼近杜甫。

　　全诗所述，都是实况。作者同情人民，疾恶豪霸，在做地方官的时侯，对农村现实，有深切的了解。他对贫富不均、苦乐悬殊这一社会现实，则是深恶痛绝的。这首五律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