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该诗是杜甫往牛头山拜访鹤林禅师后，下山回望的记述。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林。”诗人拜见禅师后，感觉到禅机深奥高妙，犹如上山来的山经，盘旋曲折，穿云绕雾，难见真面目。描写牛头寺的景色，表示诗人对禅居生活及心境的向往。
“春色浮天外，天河宿殿阴。”待诗人更上一层楼，顿觉所要寻者，原来睹面就是。浮动在远山上的春景、晚上的银河，无一不是。在这里，衲子们不舍夜昼，布道传灯，向往那黄金敷地的琉璃世界。至此，诗人法喜充满，禅悦遍布。
“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诗人接着感叹传播佛法并不容易，但禅师仍然慈悲传法。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理解到此，诗人对佛法与鹤林禅师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但也不执着于此，所以说“回看不住心”。是啊，如此清修净境，诗人很向往之。诗人年纪也大了，不适合再作狂吟之事了，是该收收心，静心下来好好修心养性了。其实，收住自己的妄心而安住清凉界也会更加自在。
杜甫写有禅诗数十首，中多论禅礼佛之句。从此可看出杜甫于佛法确有所得，领会《金刚经》“应无所往，而生其心”的义理。从他的一生虽困苦不堪，但始终“哀而不伤”的中庸境界来看，诗人的确是从佛法中得到了利益，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心系禅悦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