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赋》是木华仅存的一篇赋，为赋史上同类题材的扛鼎之作。作品以大海为观照与描写对象，综合的运用了铺陈、比喻、想象、夸张等手法，气韵生动、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大海的“为广”、“为怪”、“为大”的面貌与特点，反映了魏晋时代人们对文献典籍关于海的既在的知性理解和具有航海经历者对海的感性认识。在作者笔下，大海“浮天无岸”，“波连如山”，雄伟壮阔，诡异变幻；大海一旦震怒，则“崩云屑雨”，“荡云沃日”，舟子渔人，萍流浮转；大海极其富饶，太颠之宝，隋侯之珠不足为贵；大海神奇莫测，“群仙缥缈，餐玉清涯”令人遐想。如果说，类似的内容在木华之前的赋海之作中已有表现的话，那么在遵循这一内容框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扩宽艺术层面，加大描写力度，结合现实生活，联系社会人生，从而突出海的个性，则是作家匠心独运的创举。例如：“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的描写，显然已与封建王朝的升值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分明包含着作者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至于写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溺死漂流的惨状，则无疑是航海术尚未昌明的中古时代的滨海居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海赋》之海已不单纯是神灵生息、主宰世界的奇诡世界，而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客体。
《海赋》描写细致生动，绘影传神，文笔简洁，对汉大赋罗列排比的传统‘体物’手法有重大突破，着意刻画具体事物的鲜明特点，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审美品位。后世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等都深受其启迪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以孤篇名世的作家。西晋木华即以其瑰奇壮阔的《海赋》有名于当时，垂范于后代。
《海赋》一开始，述说舜帝还在做唐尧臣子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万里无边无岸，百姓忧之。舜命大禹平水土，大禹开通弘渎，“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凿龙门，辟伊阙”（《淮南子人间训），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然后，“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到这里，才拈出一个“海”字，步入正文。此前的一段笔墨，好比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楔出一大篇文章来。“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是承上启下的句子，提纲挈领的带出下文。
“尔其为状也”，是写大海的状貌神情。以下四句，说海水流动相连，既深且广，旷远无边。“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形容确当，得海波之神。“大明”二句，言月落与日出两个时辰，飓风骤起，海岛中飞沙飘石，激浪扬波，宛如天旋地转。“惊浪雷奔，骇水迸集”，确实令人惊骇。待到风静了，犹自余波吞吐，在高峻而不平的山岩中，澎澎有声。至于一些人入海岔流，出而复入，动摇不已，这仍是写海水的动态，写海岸线的情状，与对面的“蛮夷”地域隔海相望，有万里之遥，暗示大海的辽阔。以下设想边远地区如有向朝廷告急之事，那就可以凭借海路迅速传达。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转述恐失其真，就直接引原文吧：
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囧然鸟逝，鹬如惊鸟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掣。一跃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
看他写鼓棹挂帆，便渡海如飞，这似乎脱胎于《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然而时代有了进步，内地的渡河、涉江，扩展到了航海，气魄之大，又迈越了前人。这是写海之广。
以下别出一景。大海遇到恶劣的天气，则风暴乍起，吹断帆樯，波冲浪突，似有海中神怪纷起作崇。古人不明台风海啸的起因，以为是神怪所为，但其结果是看到了，这就是“舟子渔人，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鼋鼍之穴，或挂罥于岑嶅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有些人是终于能够因回头风而送返家园……这是写海之怪，不过是从另外一面来写罢了，同时也可以见出海之广。
海之大，从启南北东西四至之广阔可知，统括为经过的途径，万万里而有余，给人以一个远大的概念。加以鱼龙变幻，神仙潜隐，有许多世间尚未闻知，未有名目的地方和事物，只能出之以大概的想象罢了。譬如说到海水极深之处，有五座神山，下分洪涛，上指青天，众仙所居，有巨鳌负之游走，漂浮南北不定。这一段采取《列子.汤问》之说。至于大海边有天产的珍宝，有水中的怪物，有居于水底的鲛人，有各种色彩的石头，有不同形体的鳞甲类动物，以及沙滩上云锦般的花纹，海螺巨蚌壳内绫罗般的光彩，又“阳冰不冶，阴火潜然”是指极地的冰山，与海中生物所发出的光。其中大多是可以见证的。还有大海中的鲸鱼，写其生时何等的威猛，失势后又是何等的悲惨。海边岩石上的禽鸟，自出生至羽毛长成，群飞嬉戏，“更相叫啸，诡色殊音”，又是何等传神的描写，绝无怪异之态了。这是大海的所藏之富，前者既足惊耳骇目，后者有时亲切有味。
末段又回到神仙、黄帝上面来。“黄帝仙登于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秦皇、汉武之好神仙，亦见于《史记.封禅书》。而大海中蓬莱中的蓬莱三神山，为众仙所居，已见上文。如此历代相传的观念，木华不能不受影响。借海以写神仙，或借神仙以写海，二者都兼有了，笔调也颇有清致。如“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礻参 纟丽 。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于长生。”确有飘飘欲仙的气息；没有这些，也许《海赋》不会写得这么神奇美妙了。最后以概括性的文字归纳了大海的特点，赞叹大海的品格，说它多么广纳众流，虚心受物，得水之德，卑下自居。纳水愈多，潴蓄愈深，品物类生，无奇不有。这些都有根有据，或出于细心的观察，或由于合理的想象，使《海赋》能在中国赋史上屹立不衰，仍是以它写实为基础的构思在起作用，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亦在于此。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此诗第一章开头两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交待诗人和送别者的关系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极富美学意味和心理张力的场景：从秦都雍出发的诗人（秦康公）送舅氏重耳（晋文公）回国就国君之位，来到渭水之阳，即将分别。在这里有千言万语可说，但又无法尽说。单从送别路途之遥已可见舅甥情谊深厚，这深厚的情谊在临别的这一点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泪眼凄迷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仅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缘故，更因为重耳归国即位正是多年所望，是件大喜事儿，于是临别之时“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这一辆大车四匹黄马大有深意，这里有送舅氏快快回国之意，也有无限祝福寄寓其间，更深一层的是，这表明了秦晋两国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康公作诗时，穆公尚在。《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此赠车马，何也？……然则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欤？”这段考证说明，车马之赠是康公之意也是穆公所许，它将赠送路车乘黄所隐含的政治外交意义揭示无遗。
第二章由惜别之情转向念母之思。康公之母秦姬生前曾盼望着她的弟弟重耳能够及早返回晋国，但这愿望却未能实现；今天当希望成为现实的时候，秦姬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诗人在送舅氏归国之时，不能不由舅氏而念及其母，由希望实现时的高兴而转为怀念母亲的哀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两句既完成了章法上和情绪上的前后转换，更为这一首短诗增加了丰厚的蕴含。甥舅之情本源于母，而念母之思更加深了甥舅情感，孔颖达《毛诗正义》言：“‘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既有此思，在考虑“何以赠之”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琼瑰玉佩”这些纯洁温润的玉器，这不仅是赞美舅氏的道德人品，也有愿舅舅不要忘记母亲曾有的深情厚意，当然也不要忘记秦国对他重返晋国即君位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更深一层非言语能尽的含义。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但章法变换、情绪转移都有可圈点处。在形式上，两章结构相同，用韵有别，诗歌的整体气氛由高昂至抑郁均可找到形式上的依据，可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是刻意为之。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