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辞官正值青春才华横溢之时，他对自己的前程抱着无限的希望。谁知遭罹无缘无故的沉重打击，内心的愤慨是可以想见的。他的这首诗和另一首题为《出城》的诗便集中反映了他当时凄哀的心境。
诗的开头两句“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写诗人离京的季节和环境。诗人于元和五年（810）冬赴考，元和六年（811）春不第而返。“草暖”、“春”、“宫花”用来告示人们，春事已至，万里和融，京城之中也是春意盎然，一派迷人的景象。诗人此刻因“不第”而心意悲伤之极，但偏用如此美景相衬，这就愈加显出内心的痛苦。这种以乐景写哀的手法，比纯粹以悲景写哀，更有感染力，是辩证法在艺术上的体现。首句中的“云昏”和前两句的乐景不相协调，在这柳绿花红的背景之上，应有轻云、淡云相配才是。作者以“云昏”参互其间，其意颇深。首先，“云昏”可以看成为作者当时沮丧心绪的形象写照，是诗人心灵的外化表现。周围的一片喜人的春色，那是用来昭示其他参试并取得成就的考生的内心世界的。他们仕途得意，心花怒放，正同这浓郁的春色有着相类似之处。而自己从此断绝了仕进，犹如大片昏云当头，不见前路。其次，“云昏”还可视为奸人从中作梗，阻碍了李贺的应试。在古诗中以云喻奸佞的说法很为流行，如李白即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的名句。如果“云昏”喻奸人捣乱，那么就可把诗中有关春色的描摹看成李贺对自己原本应有的考试结果的高度自信的形象说法。那暖草，那宫花，那春色本来是属于自己的，可恨这昏云覆盖了大地，一切均化为子虚乌有，前程也就落空了。
诗的后两句“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意为：我曾立志要像汉剑一般破屋而飞，为国建功立业。可是为什么这个愿望不得实现，只好坐上车儿往家乡载回这多病的身子。“汉剑”，是指汉高祖刘邦的剑。传说在晋惠帝的时候，武库失火，这柄宝剑从库内破屋飞去。显然，诗人是将己喻剑了。他多么希望能像飞剑一样砍削邪恶，匡扶正义，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在李贺诗中，随处可见他咏剑赞剑之句，经检索有三十一句之多。如“剑光照空天自碧”（《秦王饮酒》），“莫嫌剑光冷”、“能持剑向人”（《走马引》），“唐剑斩隋公”（《马诗二十三首》其十六），“神剑断青铜”（《王濬墓下作》），“忧眠枕剑匣”（《崇义里滞雨》），“古剑庸一吼”（《赠陈商》），“临歧击剑生铜吼”（《开愁歌》），“剑龙夜叫将军闲”）《吕将军歌》），“剑如霜兮胆如铁”）《白虎行》）等等。在这些诗句中，作者或以剑眠喻示自己心志的沉滞，或以剑吼比作自己当冲决阻遏，或以剑飞隐含自己应建立功勋。可以说剑的形象在诗人笔下已穷形极态，被状摹得具有人的灵性和精神了。此诗中“当飞去”的剑的形象，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例。
人们常说李贺的诗作具有“虚荒诞幻”的特色（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如果和此诗对照，便同样可以找到这个特点，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句即是。“汉剑飞去”原只是《异苑》一书中的传说故事，本不为确信之事。但李贺偏偏采撷入诗，以剑飞喻志遂，就使全诗在写实的基础上融进了极度浪漫的成分。剑本不能飞，言剑能飞跃而起，实属虚构和想象，以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意象入诗，便充分体现了李诗“虚荒诞幻”的特点。正如李贺称韩愈的诗作有奇崛的特色，即“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一样，他本人的诗作同样也是出奇制胜，充满了怪谲的气氛，甚至连天地也都为之而折服。在李贺的这首早期诗作《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中，虚荒诞幻的特色得到如此充分的体现，遂为李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风格上的基调，这一点是不能不指明的。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此诗首句“呜轧江楼角一声”中的“一声”两字很有可玩味。本是暮角声声，断而复连，只写“一声”也就是第一声，这显然是强调它对诗中人影响很大。他一直高踞在城楼，俯临大江，凭栏回首，远眺通向乡关之路。正出神的时候，忽然一声角鸣，使他不由蓦然惊醒，这才发现天色已晚，夕阳已沉没水天之际。这就写出一种“苦回首”的情态。象声词“呜轧”，用在句首，正造成似晴空一声雷的感觉。
由于写“一声”就产生一个特殊的情节，与“吹角当城片月孤”一类写景抒情诗句同中有异。呜咽的角声又造成一种凄凉气氛，那“潋潋”的江水，黯淡无光的夕阳，水中的汀洲，也都带有几分寒意。“微”、“寒”等字均著感情色彩，写出了望乡人的主观感受。
暮色苍茫，最易牵惹乡思离情。诗人的故家在长安杜陵，长安在黄州西北。“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宋张舜民《卖花声》）“微阳潋潋落寒汀”，正是西望景色。而三句却作转语说：“不用凭栏苦回首”，似是自我劝解，因为“故乡七十五长亭”，即使回首又怎么能望尽这迢递关山？这是否定的语势，实际上形成唱叹，起着强化诗情的作用。这首诗是宦游思乡之作，赞许者都异口同声地称引其末句。
按唐时计量，黄州距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通典》卷一八三），驿站恰合“七十五”之数（古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但这里的数字垛积还别有妙处，它以较大数目写出“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家山遥远的情景，修辞别致；而只见归程，不见归人，意味深长。从音节（顿）方面看，由于运用数字，使末句形成“二三二”的特殊节奏（通常应为“二二三”），声音的拗折传达出凭栏者情绪的不平静，又是一层妙用。
唐代有的诗人也喜堆垛数字，如骆宾王，却不免被讥为“算博士”。考其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的数字多是为了属对方便，过露痕迹，用得又太多太滥，也就容易惹人生厌。而此诗数字之设置，则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所以驱使而让人没有察觉，真可夸口“虽‘算博士’何妨”。
此诗写诗人乘舟路过安仁时，所见到的情景。这首诗语言浅白如话，充满情趣，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这里有作者的所见：一叶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他们收起了竹篙，停下了船桨。也有作者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是想利用风让船前进啊！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这是诗人看到的情景。两个小孩之所以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是因为他们虽坐在船上，却没有划船，撑船用的竹竿收起来了，船桨也停在那里，这是奇怪的事。由此可见，此时诗人的心情是闲适的，也是比较愉快的，所以才注意到两个孩童的所作所为。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这里省略了诗人看到的两个孩子撑伞的事，省略了诗人心中由此产生的疑问，而直接把疑窦顿解的愉悦写了出来。疑窦的解开，可能是诗人看到孩童异常的行为，就开始更认真地观察、思考，结果是恍然大悟：两个小孩没下雨也张开伞，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舞动伞柄使风吹动小船使船前进。也可能是直接就问两个孩子，孩子把原因讲给他听的。不管怎样，知道了原因，诗人一定是哑然失笑，为孩童的聪明，也为他们的童真和稚气。
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到儿童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诗人非常善于利用儿童稚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诗人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童子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不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