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辽道宗耶律洪基为了回丞相李俨《菊花赋》而作。此诗通过巧妙的联想，写出秋菊独傲风寒的异质，并以此抒发诗人的敬慕之情，极富韵致。
首句破题，点出《黄菊赋》；次句即缘《黄菊赋》意脉拓展，对《黄菊赋》进行品评。
“金英”即黄菊，南朝梁王筠《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菊花偏可喜，碧叶媚金英”，唐陈叔达《咏菊》霜间开紫蒂，露下发贪英”，其中的“金英”皆指黄菊花而言。“碎剪”，犹言“细细地剪裁”。剪裁金英，斟酌词句，而组成一篇《黄菊赋》，由此可见李俨写作态度的认真和此赋辞藻的华美。不过，这还只是对《黄菊赋》表面辞藻形式的品评，
三、四两句便进入神髓的品评：诗作者从读过此赋之后的感觉入笔，突出表现了黄菊亦即《黄菊赋》品格中固有的清香与贞傲。这首诗的脉络是这样：其第一句无疑是写《黄菊赋》，第二句用“金英”由《黄菊赋》切入到菊，到了三、四两，更深一层着笔，从形到神，专写留在袖中的“余香”，而且是“冷落西风吹不去”的“余香”，这是写菊，也是写赋，是借赋写菊，更是为写赋而写菊，两者兼写，相得益彰。
这首诗的一、二两句，是用“赋”的笔法，即直陈其辞，未见其长，能见其韵味者全在三、四两句，第四句尤为神来之笔。诗家作诗，要求留好字以助警策，留好韵以助精神。这首诗的好字好韵皆在结句，因而警策，精神亦在结句，短短七个字，毫不见刀斧浪，却把全诗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诗的结构看，结句的“冷落西风”不仅用节候特征呼应和回扣首句点出的黄菊——这正是菊花开放的季节，如《礼记》所云：“季秋之月，菊有黄华”，更重要的是为黄菊渲染了环境气氛，并借以深刻地表现了黄菊的品格：“涉变节而不伤，凌九秋以愈馥。”这是作者对黄菊的赞颂，也包含着对李俨的勉励，同时，从中也表现了作者的志趣取向和审美理想。这种志趣、理想的萌动，自然应是受了李俨《黄菊赋》的启迪（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也可能有此讽谏目的）。
这首诗描绘了农民在大雨中劳作的情景，并抒发了诗人同情、自惭的感情。全诗以时间为序，由写景到抒情，此诗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第九至十八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第十九至二十六句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最后八句写诗人的感慨。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以景抒情，诗境宽阔壮丽，语言雄奇纵恣。
诗的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只见乌云开道，轰雷殿后。原野间浓雾很快地吞没了高丘，古城内霎时变得天昏地暗。神龙自幽栖之地腾空而起，黑雾迷茫，更加剧了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刹那间倾盆大雨自天而降，令人双耳欲聋，目眩神惊。诗人分别以 “暖”形容阴云低垂遮天蔽日之状；“讧”状述雷声纷乱之景；“骎骎”描画雷霆来势之猛；“扰扰”渲染乌云弥漫之乱，情景生动无比。这八句，将暴雨骤至时“霆奔龙挂”的赫赫威势渲染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
“帆重”以下十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船帆已被风雨浸湿灌饱，船橹摇起来声音更大更响；雨点打在水面，形成圆圆的波漪，向四面扩散；成双成对的鸳鸯被暴雨打散，孤独无依，喜好高飞燕子被淋得四散奔逃，又饥又累，渐熟的麦子横卧在水中，幼嫩的秧苗承受着狂风的袭击，田间小路就象即将沉没水中的危城，蚁穴般纵樌交错的水沟已被汹涌的洪流冲毁。
这十句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行舟、河面、禽鸟、庄稼，一一写来，历历在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见出诗人观察的细腻，笔力的健拔，又隐隐透露了诗人对骤雨成灾的焦急忧愁心情。
“水车”以下八句，是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虽雨骤风狂，“霆奔龙挂可骇”，但是劳苦的农民却在竟相车水，因为正是收获季节，农事鞅掌，他们不敢休息。因而遍地水车响，老少齐出动。车水的人，母子并肩，邻里宗族相望。虽拼命快干，毕竟水势过大，东边地里的水车干了，西边的水又冲决了畦埂，刚排干了一小块地面，又淹没了一大片庄稼。“惊”“骇”二字准确地写出了劳苦农民顾此失彼、焦急恐慌的心理活动，也反映了诗人对涝灾的关切。
“嗟”字领起八句，是写诗人的感慨。他见景生情，很自然地以自身的境遇与辛苦的农民相比。从而想到自己并不比农民优越，同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一叶扁舟，栉风沐雨，走遍江溯，但却不懂稼穑艰难，只管一味消费，想想农家的艰辛，再不厌倦漂泊之苦了，“岂”“何”二虚词，无疑而问，加强肯定语气，强调与农民之同。“不解”“但解”则突出彼此之异。
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结合描写农民冒雨车水的艰苦劳动情景，抒发诗人的悯农之意。诗篇从暴雨骤至开笔，以“前驱”、“连鼓”作比，以“龙起幽蛰”的神话传说加以渲染，以“耳双聩目四眩”加以夸张，极力描写骤雨簇云挟雷而来的赫赫威势和令人惊骇的气氛。并且，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运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饱”“健”“愁”“饥”等，依次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这些描写并非闲笔，它们既为冒雨车水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又衬托了车水农民的艰辛以及既惊且骇的痛苦心情，突出了游子与农民的差异，使结末“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的感慨更为深沉有力。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