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借景叙情，以烟霞泉石的真淳古淡，反衬出尘世的污浊纷攘，寄托了词人蓄之已久的“尘泥免相浣，梦寐见清颍”的思想情趣。全词语句清新自然，诗意又古朴雅致。全篇自然倾泻，真情实感流露笔端。
上阙起首“滩声荡高壁，秋气静云林”，首先摄入其笔的，是“滩声”之壮，“云林”之静。词人先以滩声之笔，点出了洛阳龙门的特有景色，起到了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荡”字为传神之笔，写出了水急声喧的非凡景象。“静云林”也写出了秋日风和、云止林静的特有画面。词人写景，用笔甚简，以短短的二句，包容龙门山水之胜，一动一静，有声有色，相映成趣，其间融进了词人对祖国河山的由衷热爱。下面笔锋陡转，以“回头”一语领起，将远在北面的古都洛阳的“尘土一何深”重重提出，恰与此地明洁的云林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对照的不单一是自然景色，还有关于仕与隐，争竞与安恬，以及对其间苦与乐的观感、评价，都隐寓于中，表达了词人厌弃利名追逐、世俗扰攘的情操。继而，词人又紧扣人事，连用两个典故，来比况其挚友李长源情怀高朗，卓而不群。以以前风景之趣喻人生处世之道，由景道情，极其自然。词人借古人之事对挚友激励，劝勉，宽慰，语意委婉，真情可见。“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二句似承转，由不计较世俗议论得失，转到徜徉山水、怡然自得的心理情态。既写出词人自己的志趣与认识，又用以进劝友人。
上阙由景物推向人事，又从人事兜回景物，终于二者融会于青山一笑之间，转折开合，严谨自然。下阙，自然地转入龙门登览的情状抒写。
龙门胜景，美不胜收。在短小的词篇里，若具体称述，难免顾此失彼。故而，词人于下阙中以一问句发端，运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典故，总说龙门景色的丰富多彩，既补充了词人笔下的画面，回应了上阙首二句，又使词意含蓄蕴藉，耐人回味。如此风光，梦中亦所向往。词人此次与李长源是专程游龙门，用“留眼”字亦表出此处景物极吸引人，大可留连赏览。正由于有上文对龙门景色的渲染作铺垫，所以，下文的抒情自然流出。词人声称要在此酣饮长歌，唤取山花山鸟相伴，欣赏天籁之音，在飞瀑流泉、鸟鸣花放的优美环境中陶冶性情，并感染对方，使其同自己一样远离尘俗，洁身自好。这里一方面表现出词人对和平、安定、宁静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污浊的黑暗现实的否定，同时，也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感情在其身上的体现。末二句写龙门山上泉声泠泠，清美动听，直用左思《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成句，承接自然。
该词在艺术上的特点有三：
其一，巧用对比，笔势连转，利用画面和意绪的多重变换与剪接造成了令人惊艳的效果。写奇景，出奇笔，成奇趣，这也是遗山词的一个重要审美追求。
其二，词境恢宏阔大又自然清新，上阕写龙门山水动人心魄，下阕写山花山鸟又摇曳生姿，雄健中不乏深婉。
其三，多用典故成句但化用无痕，古朴雅致又不失晓畅直白。上阕连用三典，下阕后半直接拈来杜甫诗“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以及左思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用典的密度和力度不逊辛弃疾，但却丝毫不见板滞与晦涩，与词境融合圆美，语如己出。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这是赵孟頫因送客城东，适见郊外春光明媚，心有所感而作的一首小诗。
诗人以自然清新的语言，描绘了郊野春色的美丽，抒写了他偶见春光的真切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着意描写郊野春色。“野店”、“陌头”，是用村野小店、田间小路，点明此乃郊外。“红粉姿”，是用女子的姿色，来形容桃花。“红粉”，即胭脂和铅粉，因其皆为女子的化妆品，故引申而指女子。“绿烟丝”，是用绿色的轻烟，来形容嫩绿的杨柳细枝。这两句写得集中概括，如描如绘。春光种种，自难以一一道尽，故而诗人仅选择那最醒目的红的桃花、绿的杨柳以概括之。这样写，不仅大省笔墨，而且能突出诗人放野郊野的第一印象，还能以鲜明的色泽，唤起人们对春日郊野生机勃勃的种种美好联想。真是一以当十之笔法。
诗的后两句，是巧妙抒写偶见春光之感受。“却”，犹“了”。“过却春光”是“春光过却”之倒置。这两句，语极浅显，而充满真情，并且很有点哲理意味。其中，固然包含有时光易逝的感慨，而更多的却是得见春光的喜悦。试想，一个久居城中之人，整日琐事缠身，何以得见春色？一旦来到郊外，突然发现那艳丽的春光，怎能不欣喜万分？怎能不产生一种差点错过之感？何况，诗人得见这美丽而易逝的春光，乃是因为送客城东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那种不期而获的惊喜和侥幸之情，怎能不荡溢心间？本因送客而伤感，不想得遇此机缘，很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了。
此诗，虽无惊人之语，也谈不到什么重大的思想意义，但它却写得绘景如画，抒情真切，于自然流畅的语言中，传达出一种偶然得见郊野春光的真实感受，仍不失为一首精巧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