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对自己的生平作了相当详尽的回顾。全诗可分六大段,分别叙述了“少年之游”、“吴越之游”、“齐赵之游”、“长安之游”以及“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贬官之后久客巴蜀”的经历,诚如浦起龙所云,“是自为列传也”(《读杜心解》卷一)。
然而此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那强烈的感情色彩。宋人刘克庄曰:“《壮游》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多悲壮语,……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荡豪放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清人蒋金式补充说:“后文说到极凄凉处,未免衰飒,却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想见酒酣耳热,击碎唾壶时。”(《杜诗镜铨》卷一四引)可见“壮游”之壮并非但指壮年或豪壮,也含有悲壮之意。诗人将自己坎坷、动荡的生平与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予以叙述,所以诗中有双重的感慨和惋惜,词气也就格外的抑塞历落。
尤其是后面三段,在叙述自己旅食京华的经历时映带着朝政的黑暗和皇族的奢糜,在叙述自己在安史之乱起后的遭遇时更着重回忆了国家形势之危急,即使在叙述自己暮年漂泊西南的心情时仍念念不忘“群凶逆未定”的局面,并希望有英俊之才出来力挽危局。
正由于诗人把自己的荣辱沉浮与国家的盛衰兴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此诗的意义不仅仅是“自为列传”,而且也从个人遭遇的角度映带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全诗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这样,当我们读到“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这样的句子时,就不仅仅为一个才人志士被埋没的个人悲剧而感到惋惜、悲伤,也为那个由鼎盛走向衰败的悲剧时代而感到惋惜、悲伤。
此诗对自己的生平作了相当详尽的回顾。全诗可分六大段,分别叙述了“少年之游”、“吴越之游”、“齐赵之游”、“长安之游”以及“奔赴凤翔及扈从还京”、“贬官之后久客巴蜀”的经历,诚如浦起龙所云,“是自为列传也”(《读杜心解》卷一)。
然而此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那强烈的感情色彩。宋人刘克庄曰:“《壮游》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多悲壮语,……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荡豪放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八二《诗话新集》)清人蒋金式补充说:“后文说到极凄凉处,未免衰飒,却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意,想见酒酣耳热,击碎唾壶时。”(《杜诗镜铨》卷一四引)可见“壮游”之壮并非但指壮年或豪壮,也含有悲壮之意。诗人将自己坎坷、动荡的生平与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予以叙述,所以诗中有双重的感慨和惋惜,词气也就格外的抑塞历落。
尤其是后面三段,在叙述自己旅食京华的经历时映带着朝政的黑暗和皇族的奢糜,在叙述自己在安史之乱起后的遭遇时更着重回忆了国家形势之危急,即使在叙述自己暮年漂泊西南的心情时仍念念不忘“群凶逆未定”的局面,并希望有英俊之才出来力挽危局。
正由于诗人把自己的荣辱沉浮与国家的盛衰兴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此诗的意义不仅仅是“自为列传”,而且也从个人遭遇的角度映带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从而使全诗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这样,当我们读到“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这样的句子时,就不仅仅为一个才人志士被埋没的个人悲剧而感到惋惜、悲伤,也为那个由鼎盛走向衰败的悲剧时代而感到惋惜、悲伤。
这首诗大约作于大历元年(766),当时杜甫卧病在夔州。这是一篇自传性的叙事诗,从幼年学诗起,历叙漫游齐、赵,洛阳失第,长安十年,经安、史之乱到滞留巴蜀的生活。它与同时所作《昔游》、《遣怀》等都是了解诗人历史的重要材料。
此诗的开篇便不同凡响:“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前句写“清风”,凉爽的风对驱暑显得无能为力,是指清风小而无力驱暑,用“清风无力”来衬托暑旱之甚,酷热难当。这句中的“屠”字下得尤为精妙。“屠”,是杀掉的意思。“屠得热”,即使“热”人格化了,又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恨暑热的情感。给读者描绘了一个画面:时值酷暑,大旱不雨,小河干涸了,土地龟裂了,禾苗枯萎了,而太阳又偏偏不肯下山,炎气蒸腾,热得人们坐立不安。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这里的“天”著上了人的感情色彩,它不痛惜“河汉”(指银河)干涸,这与人害怕江海枯竭的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字里行间渗透了诗人对老天爷的憎恨之情。可见,“人固已惧江海竭”还包含的潜台词:人们最害怕的还不是江海枯竭,而是因暑旱酷热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无力解决的生计问题。紧扣住了诗题“暑旱苦热”中的“苦”字。“河汉干”诸语,想象瑰奇,令人拍案叫绝。
这首诗的前四句主要是写暑旱酷热,反映诗人憎恨“热”、“天”之情,后面四句重在发抒诗人愿与天下共苦难的豪情,显示其博大的胸襟。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昆仑”是中国西部的高山,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蓬莱”是古代传说中渤海三座神山之一。这些都是诗人心目中无暑旱酷热之苦的清凉世界。诗人由“暑旱苦热”想到昆仑、蓬莱等现实与传说中的清凉世界,这是极其自然的。如此清凉世界对饱尝暑旱酷热之苦的诗人产生的吸引力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不能将整个世界拎在手里同去,又怎忍心只身独往那清凉世界昆仑和蓬莱山呢?诗人尽情抒发了愿与天下人共苦难的豪情,显示了其博大的胸襟。“手提天下”诸语,想象奇特,气魄宏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王令的诗集中,此相类的诗句:“长星作慧倘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偶闻有感》),“终当力卷沧溟水,来作人间十日霖”(《龙池二绝》其一)。
这首词开头“镜水夜来秋月,如雪”描写秋天夜色,皎洁明媚的月光,倾泻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好像洁白的雪。点出时间是秋天的一个月色明媚的晚上——一个良辰。并以秋月之景,渲染出一种浪漫的气氛:有良辰必有美景。“采莲时”,点出了人物活动的地点。这个活动地点是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在南方采莲季节常常包含着男女表达爱情的活动,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只有交待出这一场所,才能更好的展开下文,也算是一种铺垫。这样才能使下文的意境更充实,更易理解,更易把握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小娘红粉对寒浪”,“小娘”是指采莲女,诗中的女主人公。“红粉”,是说采莲女正值青春妙龄,打扮的十分美丽,楚楚动人。“红粉”两字用简练的笔法勾勒出了采莲女的外貌特征也体现出一种淡雅丽饰的色彩美,女为悦己者容,采莲女一出场就给人以不俗的感觉,清新淡雅。而“寒浪”则是对“红粉”的衬托,以及对心境进一步的解说。“红”在这还象征着青春、热烈、希望和期盼,而“寒”表面上看是对秋月的进一步解释,孤寂,寒凉而内涵则是表示孤单和寂寞,以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来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这镜水如月之夜,浪漫季节,不仅心起涟漪故而“惆怅”,进而有所思。“正思惟”,则是这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季节,花好月圆,情歌缭绕,四处回响;轻舟荡漾,激起浪花朵朵,而自己的恋人不知在何方。不禁心潮激荡,思绪茫茫,无人能解其中滋味。正是越思越想,越想越愁,越愁越伤感,正应了古语“剪不断,理还乱”。
在王勃的《王子安文集》中,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边送别诗,有《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
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津亭,启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泣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露,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泣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留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中的“寒”字之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出。”这个“寒”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地起作用。这个“寒”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诗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首句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掩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迹;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