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借景抒情,以冬夜的肃杀衬托自己途失意的萧索。又以丽服、朱灯与颓颜、华发的对比,表现诗人无奈的迟暮心情。
不是真写自己老迈无用,顾影自惭,而是写自己不受重用,与执政者的心意相左。王维早在天宝十一年即为吏部郎中,而至天宝末,转为给事中,官阶并未升迁。据《旧唐书·李垣传》:“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当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有“尚书十数公”,而同时启用了一批归附于杨国忠的年轻人。王维虽未外调,但给事中是谏官,在杨国忠一手遮天的极权统治下,可谓无言可进,无言可采。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之情,只能在诗中作委婉的流露。
天宝年问,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当政,王维对这两个反动腐朽的政治集团都有所认识,不愿同流合污,但既然在朝为官,也不能不与其敷衍周旋。诗人内心极其苦闷,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这首诗中,他叹老嗟卑,惭愧无用,却隐隐地流露出对当朝援引朋党、年少竞进的不满。诗从他人值省中起笔,写寒夜漫长,漏滴声声,宫外草白霜凝,木衰月清。这萧条冷寂的冬夜景色,更加强了诗人的迟暮之感。五六句自绘其形,丽服与衰颜、朱灯与华发相互映照,对比鲜明。言简韵促,寓慨深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冬天夜晚冷又长,宫中传出更鼓响。
白草茫茫蒙浓霜,木叶萧疏冷月朗。
华服映我衰颓容,红灯照我白发苍。
正当朝廷尚年少,上朝不禁顾影伤。
注释
永:长。
夜漏:漏,漏壶,古计时器。此处夜漏是指报更的鼓声,即漏鼓。
霭:霜雾迷茫的样子。
澄,澄清明朗的样子。
尚少:用汉代颜驷不遇的典故。谓老于郎署,喻为官久不升迁。
本诗借景抒情,以冬夜的肃杀衬托自己途失意的萧索。又以丽服、朱灯与颓颜、华发的对比,表现诗人无奈的迟暮心情。
不是真写自己老迈无用,顾影自惭,而是写自己不受重用,与执政者的心意相左。王维早在天宝十一年即为吏部郎中,而至天宝末,转为给事中,官阶并未升迁。据《旧唐书·李垣传》:“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当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有“尚书十数公”,而同时启用了一批归附于杨国忠的年轻人。王维虽未外调,但给事中是谏官,在杨国忠一手遮天的极权统治下,可谓无言可进,无言可采。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之情,只能在诗中作委婉的流露。
天宝年问,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当政,王维对这两个反动腐朽的政治集团都有所认识,不愿同流合污,但既然在朝为官,也不能不与其敷衍周旋。诗人内心极其苦闷,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这首诗中,他叹老嗟卑,惭愧无用,却隐隐地流露出对当朝援引朋党、年少竞进的不满。诗从他人值省中起笔,写寒夜漫长,漏滴声声,宫外草白霜凝,木衰月清。这萧条冷寂的冬夜景色,更加强了诗人的迟暮之感。五六句自绘其形,丽服与衰颜、朱灯与华发相互映照,对比鲜明。言简韵促,寓慨深沉。
《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
这是一首入律的七言古风,全诗十二行,以韵脚转换为标志,分为三层。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这两个比喻句,与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一机杼。“捣麝成尘”、“拗莲作寸”,显示所受戕害凌迟之难忍。但尽管如此,仍然“香不灭”、“丝难绝”,尤见情意绵邈,之死靡它。然而这所咏相思,却非儿女私情。三、四两句“红泪文姬洛水春,白丝苏武天山雪”,均为倒文,意思是:文姬红泪如洛水春汛,苏武白丝似天山雪峰。天山与洛水,一在塞北,一在中原,两句互文见义,同是身在匈奴,心在汉朝的意思;血泪如涣涣春水,白丝似皑皑雪山,则以富于浪漫色彩的奇想,极写苦恋父母之邦的浩茫心事。以上是诗的第一层,借比喻、典故,渲染故国之思,是进入正题前的序曲。
第二层四句:“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汍澜。”运用对比手法,写高纬纵欲亡国,是全诗的主体。“君不见”,是七言古诗的句首语,用在首句或关键处,起呼告及引起注意的作用。这一层,前两句写齐亡以前。“无愁”,讥讽高纬临危苟安,终日耽于淫乐:“花漫漫”,形容豪华奢靡,一片花花世界。齐都邺城临漳水,故云“漳浦”;宴余夜深,清露生寒,既表现宫廷饮宴之无度,又借宴后的沉寂反衬宴时的热闹,令人想像那灯红酒绿、鼓乐喧阗的狂欢场面和主醉臣酣、文恬武嬉的末世景象,终究不无终了之时。后两句写齐亡之后,高纬君臣在长安为北周阶下囚,终日忍辱饮恨,往事不堪回首;偶以羌笛寻乐,也只是徒然引起漳浦旧梦,曲未成而泪先流。汍澜,承“红泪文姬洛水春”行文,意谓高纬在北国的处境比蔡文姬在匈奴更加难堪。
第三层前两句“旧臣丝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照应“白丝苏武天山雪”,写北齐遗民的亡国之恨。当年那些邺都旧臣,空怀复国之心,苦无回天之力,只好深居醉乡,借酒浇愁,一任岁月蹉跎,早生华发,着实可叹可怜。后两句“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暗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万古皆然,对晚唐统治者敲起警钟。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自然界的春天岁岁如期归来,邺城繁华的春梦却一去不返,唯见连天荒草在凄风冷雨中飘摇,与当年“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的盛况互相映衬,令人油然而兴今昔沧桑的慨叹,并从中悟出盛衰兴亡之理。全诗以景物描写作尾声,含有余音不尽的妙趣。
这首诗对腐败的晚唐统治集团不失为一剂有力的针砭,不过这种针砭并未引起统治集团的警醒。
这首七古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缘情造境,多方烘托。诗的主旨在于揭示高纬亡齐的历史教训,而歌咏此事的诗句却只有六句,下余六句,开丝四句和结尾二句都是为渲染亡国之恨而层层着色的:先以麝碎香存、藕断丝连的比兴,写相思的久远;再用蔡文姬、苏武羁留匈奴的典故,写故国之思的痛切;而在叙述北齐亡国的血泪遗事之后,更越世代而下,以“邺城风雨连天草”的衰败景象,抒写后人的叹惋感伤。这样反复地烘托渲染,从时间、空间、情思各方面扩展意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形象,增强了抒情色彩和感染力量。
这首词是写与故人相别的情景,纯用白描的方法,从“极浦送别”写到帆影消失在“浪如雪”的碧江中,把去者和住者依依惜别的真挚感情,十分细腻地表现出来。王湘绮说孙词写“常语常景,自然风采”,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
词的上片,概括地写“故人相送”的地点和心情。原来“离棹逡巡欲动”的原因, 故人赶来相送,那无穷的离愁,不尽的祝愿,依依难舍的心情,都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去住心情知不共”一语,在结构上来说,既是上片的结句,又是下片的过渡。从传达手法上来说,它是语常而意新,语浅而意深,描绘了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美的境界。在去者此时此刻不免有“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李白《送友人》)之感;而在住者则自然而然地要在内心里发出“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山中送别》)的疑问。这句话写的常景常情,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和韵味,大大地超出了它的语言框架,值得去思索和玩味。
下片十五前三句是铺叙宴别时的情景,是“故人相送”的具体描绘。后三句是写住者伫立凝望的神情,是依依惜别的形象刻画。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和景,而词人却把它写得别有风采。故人举行丰盛的惜别宴会,捧着满杯的酒,向去者表示美好的祝愿。然而别易会难,聚少离多,在这“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散” (孙光宪《清平乐》)的时候,那穿着绮罗的美人,必会“歌袖半遮眉黛惨,泪珠旋滴衣襟”(孙光宪《何满子》)。那奏着丝管的美人,必会发出“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 (《谒金门》)的感叹。这一个“愁”字,一个“咽”字,把住者黯然销魂的心情形象地表现出来。“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是以景语总结全词,一句一韵,一韵一顿。他那伫立极浦,目送征帆,一直看到帆影消失在浩渺的烟波之中,但江上的浪涛卷起千堆雪,而他还在伫立凝思,种种神情心事,婉曲传出。这情景很像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的“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和《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他们都是用同一机杼,构造出一个余味无穷的审美意境,都是不言情而情自见。不言愁而愁自深。不过李白写的是当时当地的真实生活,是实写;而作者在这里所写的是想象。是想到“挥手自兹去”以后,故人的一往情深,不忍离别,伫立极浦。如痴如醉的情状,是虚写。以实写虚,或者以虚写实,都是含蓄美最常见、最一般的表现手法。他写的现象是具体的,是有限的,但他辐射出来的内涵却是抽象的、无限的,耐人深思、耐人咀嚼的,因而具有更好的、感人的艺术魅力。吴梅认为“孟文(孙光宪)之沉郁处,可与后主并美。”又说:“俊逸语,亦孟文独有。”这首词的下片的沉郁,上片的俊逸,确实是不容易达到的艺术境界。
近人陈衍说:“九日登高,不作感慨语,似只有此诗。”(《宋诗精华录》)评价得很好。
诗的首联破题。起句点明节令,音调高扬。绚丽的物华,宜人的秋色,令诗人为之神驰。一个“重”字流露出诗人流连光景之意,领起全诗。同样写秋晨,则“云物凄清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赵嘏《长安秋望》),有送目伤秋之愁;“白雁南飞天欲霜,萧萧风雨又重阳”(鲁渊《重九》),则有去国怀乡之思。而宋祁此句,不作愁语,气局一新。这也是诗人境遇气质使然。
次句由“重”字引出。“高台复帐驻鸣茄”,气派十足。又是“高台”,又是“复帐”,又是“鸣茄”,其场面之阔绰,气氛之热烈,历历如绘。这决非庶民之登高,而是富贵人赏秋的情景。诗人少年得志,一生显达,历任知制诰、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晚年知成都府,该诗中有“白首太守”之句,应是晚年在成都所作。
颔联承上,写佳日兴会,形象鲜明。出句与对句分写登高与饮酒两个场面。“遨欢”、“促饮”二语,道出了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盛况。“任落风前帽”一句活用典故。《晋书·孟嘉传》:“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风至,吹嘉帽,温命孙盛为文嘲之。”古人把此事作为风流美事,杜甫曾反其意而用之:“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九日蓝田崔氏庄》)甚为宋人所激赏。宋祁又反杜诗之意。一用“羞”,一用“住”;一沉郁,一洒脱。显示心境不同,诗境亦不同。“争吹酒上花”,意谓争饮菊花酒。重阳节登山饮菊花酒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雅事。“任落”、“争吹”两词相反相成。诗人兴会淋漓之状毕现。
颈联一转,以景语出之,写登山所见。诗人把酒临风,游目骋怀,只见上下天光,一片清明。“溪态澄明初雨毕,日痕清淡不成霞”,经过一番秋雨刷洗之后,天宇澄净,秋容清淡。二句境界开阔,气象恢宏。“明”字与“清”字道出了秋晨的特色。其意境与韩琦“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着黄花晚节香”(《九日水阁》)约略有相似处。宋祁修唐书十余年,晚年“弥为进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他“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东轩笔录》)此诗的境界与他积极处世的态度有关。
尾联笔力所聚,精彩益显,以欣喜的心情、活脱的形象作结。“白头太守真愚甚”一句,幽默诙谐,乃诗人自画像,形神俱出。“愚甚”两字,表面自嘲,实却矜持。“白头太守”,不仅刻画诗人与众不同的外貌,更表明了诗人的太守身份。意谓“九日置酒”非一般登高,而是太守在宴游。一股富贵气从中透出,照应首联。结句“满插”为“愚甚”作了注脚。古人有重九登高插茱萸以压邪的习俗。《续齐谐记》:“费长房令桓景九月九日囊茱英,登高以避祸。”诗人故用“满插茱萸”的夸张笔法,描绘自己放浪形骸,豁达开朗。杜牧有“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之句,乃故作旷达语,强颜欢笑;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一诗,亦以茱萸作结,“醉把茱萸仔细看”,乃辛酸语,寄寓了身世飘零之慨。而宋祁此句与之异趣,原因在于身世际遇不同。
此诗俊逸流畅,属对工巧,尤其是末联,给全篇平添喜剧气氛,生活情趣极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诗人适逢其会,发为词章,写成了这首充满兴致的作品。
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 全文可分为五段,这五个段落结合陈伯之以往的经历、现实的处境、内心的疑虑,有的放矢地逐层申说,无论是赞赏陈的才能,惋惜陈的失足,还是担忧陈的处境,期望陈的归来,均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全文有循循善诱、真诚相待之言,无空泛说教、虚声恫吓之语。(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丘迟善攻心 一书化干戈》)
该文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书信。丘迟在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然后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文中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酣畅淋漓,娓娓动听,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该文围绕着“情”字作文章,注意遴选那些饱含情意的细节及相关的事物纳入篇中,让陈伯之感到丘迟处处是在为他着想,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弃暗投明,摆脱困境。全文濡染着作者热爱祖国,挽救故人的以挚感情,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该文虽是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作者突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克服了南朝骈文大多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弊病,而自出机杼,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优秀骈文。今天读来,仍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