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贾兰所作，与贾环的《姽婳词·红粉不知愁》、贾宝玉的《姽婳词·恒王好武兼好色》都出自小说的第七十八回。

　　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恒王与林四娘故事，称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贾宝玉各吊一首。贾政所叙述的情节是作者利用了旧有明代传说史事而加工改缉的。“姽婳”一词初见于宋玉《神女赋》，形容女子美好贞静，所以小说中说，加以“将军”二字更见奇妙。

　　《姽婳词》突出地表现了曹雪芹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不满封建制度，一方面又想“补天”；一方面憎恶政治腐败、现实黑暗，一方面又为清帝国的命运担忧，为他们这个阶级的没落而哀伤；一方面同情奴隶们的痛苦和屈辱，为受冤遭迫害者提出强烈的控诉，一方面又主张“清清白白”地做人，“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碗的饭”，反对奴隶们用暴力来推翻现存的制度、争取自身的解放。在《姽婳词》中，他以当今皇帝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为名，指桑骂槐，揭露和嘲笑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是大胆的。但是，把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的猛烈扫荡下的土崩瓦解看成是一场灾难，把向革命势力作拼死顽抗的林四娘当作巾帼英雄而大加赞美，这又说明曹雪芹并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

　　清代康熙之后，政治上转向黑暗，随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农村中的夺粮、抗租和“抢田夺地”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虽则尚未成熟，但已在酝酿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对现实比较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担心像前代青州唐赛儿以至李自成那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哀叹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姽婳词》正反映了这种深怀隐忧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

　　脂砚斋在小说写到“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时曾加批语，以为不能实看这些话，否则，“便呆矣”，还说“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因而，目前有些研究红学和史学的人认为，从史事看，林四娘应死于抗清，“非与义军为敌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230页 ），此诗实“与义军无关”，“对立面为侵扰青州之清军”，这样写是为“避清帝爪牙之耳目”，或者更肯定地认为“是指崇祯十五年（注：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十二月清军在未入关前一次入侵明境山东青州之事”（引自徐恭时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此说，不仅关系到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问题，也关系到这位满族子弟会不会存在某些反满意识的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表面上像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贾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做吊林四娘的诗，做成《姽婳词》，作者连过渡的文字也不要，紧接着就让他撰写《芙蓉女儿诔》，这一切其实都是有用意的，那就是通过诗来暗示诔文中所包含的政治寄托。然而，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从阶级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曹雪芹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念书，常常逃学，到街上去闲逛。

　　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知不觉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感叹不已，“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多没意思？”

　　走着走着，在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 “老婆婆，您在做什么？”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白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当然！”

　　“可是，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老婆婆反问李白：“滴水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令李白很惭愧，于是回去之后，再没有逃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陆游曾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澹斋居士诗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陆游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出浓勃深沉的积愤。这两首所抒发的，“就是塞上长城空自许”，“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悲愤。

　　前一首抒发自己的满怀壮志和一片忠心不被人理解的愤懑。其时，诗人年迈力衰，远离朝廷。他想到，光阴既不待我，衷肠亦无处可诉，只好凭天地来鉴察自己的一片孤忠。紧接着，诗人抚今追昔，想起了古人。苏武厄于匈奴，餐毡吞雪而忠心不泯。安史乱中，张巡死守睢阳数月，被俘后仍骂敌不止，最后竟嚼齿吞牙，不屈而死。作者的耿耿孤忠，不减他们二人，有天地可鉴。此联补足上联之意。上林苑，汉时旧苑。它和“洛阳宫”，在这里都是用来代指皇宫所在之地。首二联情绪激昂，一气直下。这一联则描写细腻，对偶精工，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最后一联一吐胸臆，直点主题，语气激昂，情绪悲壮，表现了“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诗语）的英雄本色。

　　在第二首中，诗人的愤慨和前一首有所不同。虽然这一首似乎是承接着上一首最后两句，诗人不得不发出无可奈何的叹谓。这一篇的首联和上篇“壮心未与年俱老”句，意思一脉相承，是说对镜照容，已是两鬓苍苍，但是年华虽逝，而自己的壮心依然炽热，不减当年。第二联承上：自己迟暮衰弱，不胜戎衣，但是，悲愤存胸，宝剑在握，寒光闪烁，还是想拼一拼的。于是想起了当年之事。那时，他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为了收回失地，远戍的博，鏖战皋兰。然而，时光流逝，那自古以来的关河无穷之事，在种植身上终于无法实现。当年是壮志凌云，岂料到今日成了一个袖手旁观之人。其心情之悲痛苍凉，溢于字里行间。这便是后二联的意境。

　　陆游的这两首《书愤》诗，笔力雄健，气壮山河，充分地显示了他诗歌风格特征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每饭不忘、终生难释的深厚情意，更是陆游整个创作中的精华所在。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