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品尝友人谏议大夫孟简所赠新茶之后的即兴作品。
此诗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写谢谏议送来的新茶，至精至好至为稀罕，这该是天子、王公、贵人才有的享受，如何竟到了山野人家，似有受宠若惊之感。中间叙述煮茶和饮茶的感受。由于茶味好，所以一连吃了七碗，吃到第七碗时，觉得两腋生清风，飘飘欲仙，写得极其浪漫。最后，忽然笔锋一转，转入为苍生请命，希望养尊处优的居上位者，在享受这至精好的茶叶时，知道它是无数茶农冒着生命危险，攀悬在山崖峭壁之上采摘来的。诗人期待茶农们的苦日子能有尽头，诗里蕴含着诗人对劳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全诗奇谲特异，句式长短不拘，错落有致，行文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一气呵成。
第一段分两层。头两句为第一层：送茶军将的叩门声，惊醒了他日高三丈时的浓睡。军将是受孟谏议派遣来送信和新茶的，他带来了一包白绢密封并加了三道泥印的新茶。读过信，亲手打开包封，并且点视了三百片圆圆的茶饼。密封、加印以见孟谏议之重视与诚挚；开缄、手阅以见作者之珍惜与喜爱。字里行间流溢两人的互相尊重与真挚友谊。
第二层写茶的采摘与焙制，以烘托所赠之茶是珍品。头两句说采茶人的辛苦。三、四句天子要尝新茶，百花因此不敢先茶树而开花。接着说帝王的“仁德”之风，使茶树先萌珠芽，抢在春天之前就抽出了金色的嫩蕊。以上四句，着重渲染珍品的“珍”。以下四句，说像这样精工焙制、严密封裹的珍品，本应是天子王公们享受的，而今竟到这山野人家来了。在最后那个感叹句里，既有微讽，也有自嘲。
以上全用朴素的铺叙，给人以亲切之感。诗中虽然出现了天子、仁风、至尊、王公等字样，但并无谄媚之容，而在“何事”一句中，却把诗人自己和他们区别开来，把他划入野人群中。作为一个安于山林、地位卑微的诗人，他有一种坦直淡泊的胸襟。卢仝一生爱茶成癖。茶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口腹之欲，茶似乎给他创造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似乎只有在这片天地中，他那颗对人世冷暖的关注之心，才能略有寄托。第二段的七碗茶，就是展现他内心风云的不平文字。
反关柴门，家无俗客，这是一种极为单纯朴素的精神生活所要求的必要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摆脱可厌的世俗，过他心灵的生活。纱帽，这里指一般人用的纱巾之类。诗人纱帽笼头，自煎茶吃，这种平易淡泊的外观，并不说明他内心平静。读完全诗，读者才会见到他内心炽热的一面。
碧云，指茶的色泽；风，指煎茶时的滚沸声。白花，煎茶时浮起的泡沫。在茶癖的眼里，煎茶自是一种极美好的享受，这里也不单纯是为了修饰字面。以下全力以赴写饮茶，而所饮之茶就像一阵春雨，使他内心世界一片葱翠。在这里，他集中了奇特的诗情，并打破了句式的工稳。在文字上作到了“深入浅出”，或者说“险入平出”。七碗相连，如珠走盘，气韵流畅，愈进愈美。“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看似浅直，实则沉挚。第三碗进入素食者的枯肠，已不易忍受了，而茶水在肠中搜索的结果，却只有无用的文字五千卷。似已想入非非了，却又使人平添无限感慨。第四碗也是七碗中的要紧处。他写来轻易，笔力却很厚重。心中郁积，发为深山狂啸，使人有在奇痒处着力一搔的快感。饮茶的快感以致“吃不得也”的程度，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了。这样的情况虽然可能也有，但也应该说这是对孟谏议这位饮茶知音所送珍品的最高赞誉。同时，从结构上说，作者也要用这第七碗茶所造成的飘飘欲仙的感觉，转入下文为苍生请命的更明确的思想。这是诗中的“针线”，他把转折处连缝得十分熨贴。
蓬莱山是海上仙山。卢仝自拟为暂被谪落人间的仙人，想借七碗茶所引起的想象中的清风，返回蓬莱。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仙，不知下界亿万苍生的死活，所以想回蓬莱山，替孟谏议这位朝廷的言官去问一下下界苍生的事，问一问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喘息和休息的机会。诗人期待劳苦人民的苦日子能有尽头，得有喘口气的一天。可知诗人写这首饮茶歌的本意，并不仅仅在夸说茶的神功奇趣，背后蕴藏了诗人对茶农们的深刻同情。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待名号“五斗先生”的来源，然后介绍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后他批评为养生而著论的嵇康、为途穷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这篇散文属于自传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鲁迅先生曾感叹：“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以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来说，如果说这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传”，无庸置疑，王绩就是一位“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有仁义厚薄””万物不能萦心”，只知醉酒的糊涂先生。如果能这样论定，而且其结论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这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本非如此，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回顾：“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召，学剑觅封侯。弃绢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可见他本与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样，深受儒学教养，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而且也颇有才气，“君性好学，博闻强记……阴阳历数之木，无不洞晓”（吕才《东皋子集》序）。可生活给予他的只是“才高位下”，失意的情怀，简放的个性，仕途的险恶，加之隋末唐初的社会动乱，才使他萌发出退隐的念头，但排难解纷，有所作为的希望，也还未完全泯灭，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真正绝意仕途，皈依自然，还是四十几岁以后的事情，所谓“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同上）。于是乎释、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观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学。然而生活毕竟是现实的，那种“绝思虑，寡言语”，“万物不能萦心”等等，总是很难办到的。他在“一饮五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家庭的生计、子女的婚嫁，这就如他在《独坐》中写的：“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他还说过“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娉贤妻，老莱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山中叙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还想娶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同偕隐。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写诗作文，这都是很现实的。但是，正是这种现实才给他带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闷，与解脱苦闷的思考。“古来才命两相妨”，如今的境遇证明了个人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不过就算是帝王将相，君不见有汉一代曾经是“何其赫隆盛，自谓保灵长。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铜盘向洛阳。君王无处所，年代几荒凉”（《过汉故城》）。兴衰更易，沧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既然是来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么万物自然不必“萦心”，也没有什么苦闷可言。这就是他所见到的“天下”，以及他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应持的态度。由此观之，嵇康大谈“养生”，阮籍途穷而哭，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所谓穷通，“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古意六首》）。所以“圣人”就处于“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谈，委身自然。但是，并非人皆“圣贤”，王绩大概也不敢自封“圣贤”，那要进入“圣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上，只有“以酒德游于人间”，做“五斗先生”，长醉不醒，才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么自号“五斗先生”的王绩，是否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因此，要说这传中的形象，就是王绩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说与他无关，也不准确，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田家三首》）的“斗酒先生”；比较客观地看，这里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于表现他晚年对老庄哲学的追求与向往。这追求与向往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遁世伤时，保全自己，与苦闷愤懑，牢骚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复合体。
五斗先生是本文的传主，但不能就此认定是作者的小传，不过文中确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斗先生绝尘脱俗，浑身道家风韵，一切顺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乡”中寻觅到了快乐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借助于酒，才能追求到这样的境界。这便是一个力图摆脱尘世烦恼者的幸与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仅仅是宣扬饮酒的妙处。
此诗描写英姿勃勃的青年形象，抒写了诗人远大的抱负。是作者七绝中以豪放胜者。光芒辐射，眩人心眼。
前两句诗人以一个少年入手，认为男儿应当奋发有为、奔赴战场。“男儿作健向沙场”一开篇诗人便直吐胸臆“男儿作健向沙场”。好男儿应去从军，在沙场上逞英豪，建功立业。这句化用乐府歌辞《企喻歌》，写得激昂慷慨，雄姿英发。接着写男子愿意为国捐躯，义无反顾之决心。“自爱登台不望乡”，要登的是单于台，受降台，而不是望乡台。十分有“出不入兮往不返”的气概。
后两句写男儿登临高台之上，勇武的形象光彩照人。“太白高高天尺五”用古谣《三秦记》以形容山高，另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形容豪门的势焰高张。这句是活用古谣的这两种意义，表示自己少年意气之盛，如太白高山，离天很近。末句再用宝刀来比喻自己的豪情，“宝刀明月共辉光”宝刀的寒光闪闪，足以令敌人胆寒。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壮士的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全诗语言豪壮，刻画的少年男儿的英武形象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振奋。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光，在这时期“作健向沙场”，让“宝刀明月共辉光”，即拿起武器戍守边防，建立功业，无疑十分光荣。
《九歌·少司命》是屈原所作组曲《九歌》中一首，是《九歌·大司命》的姊妹篇，是楚叶祭祀少司命神的乐歌。少司命是掌管儿童生命之神（实际上就是生育之神）。这首诗和《九歌·大司命》都是一方面用叶物自白、倾吐内心的方式展示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用对方眼中所见来刻画形象。由对方的赞颂从旁表现的办法，既变换角度，又内外结合，互相映衬，诗中的每一段唱词，都是既写“他”，又写“我”，采取了抒情与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辞采华丽，又韵味深长。
此篇是少司命（充作少司命的灵子）与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对唱。其末云：“荪独宜兮为民正”，则末一节为男巫之唱词。那么，第一节（有“荪何以兮愁苦”句）也应为男巫所唱。由歌词内容看，二、三、四节为少司命唱词，五、六节也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所唱。
因为此篇演唱同前一篇是连接的，少司命、大司命已在场，故再没有下神、迎神的话，但此一篇的宾主关系与上一篇相反。上一篇后半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故此篇开头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唱出，来赞颂少司命。从情绪的承接来说，前篇少司命反覆表现出愁苦的心情，故此篇开头大司命说：“夫叶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一方面是对少司命这个爱护生命的女神的烘托，另一方面也暗示此祭祀为的是求子嗣。《尔雅翼》云：“兰为国香，叶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祥。而蘼芜之根主妇叶无子。故《少司命》引之。”《政和证类本草》也说芎藭根茎可以入药，治“妇女血闭无子”。所以说，这两句不仅更突出了诗的主题，也反映了一个古老的风俗。
少司命一开始就赞叹的也是兰草，同样暗示了生子的喜兆。“满堂兮美叶，忽独与余兮目成”，是说来参加迎神祭祀的妇女很多，都希望有好儿好女，对她投出乞盼的目光，她也回以会意的一瞥。她愿意满足所有叶的良好愿望。她同这些叶既已“目成”，也就没有愁苦了。她看了祭堂上叶的虔诚和礼敬，心领神受，“入不言”而“出不辞”，满意而去。她乘着旋风，上面插着云彩的旗帜。对于她又认识了很多相知，感到十分快活；而对于同这些叶又将分离，感到悲伤。这是将叶的感情与神相通，体现出女神的多情。下面一节则是女神说自己的服饰和离开祭堂的情形。“荷衣兮蕙带”同大司命的“云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比起来，带有女性的特征。“夕宿兮帝郊”是说自己离开后将去的地方。《札记·月令》孔颖达正义引《郑志》，简狄被以为禖官嘉祥之后，“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则由之转化而来的少司命宿于帝郊，也是有原因的。“君谁须兮云之际”是反过来回问大司命的话。
第五、六节都是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所唱，先是回答少司命的问话：“我等待你，要陪你到咸池去洗头，在阳阿之地晒发。因为一直等你不来，所以在云端恍然而立，临风高歌。”第六节描述了少司命升上天空后的情况，描绘出一个保护儿童的光辉形象：她一手笔直地持着长剑，一手抱着儿童。她不仅是送子之神，也是保护儿童之神。“荪独宜兮为民正！”事实上唱出了广大叶民群众对少司命的崇敬与爱戴。
《九歌·少司命》的形式具有紧凑而铿锵的韵律美。 形式是诗歌的载体，诗歌让叶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的是它的形式，又由于诗歌是一种通过韵律感很强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体裁，所以它自然具有韵律美，“青黄杂揉，文章烂兮”，在诗歌艺术衍生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韵律，屈原以其独创的诗歌结构和格律使中国诗歌具有了一幢全新的韵律，具体到《九歌·少司命》，其韵律美主要表现在紧凑和铿锵两个方面。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紧凑主要表现在结构上，全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迟滞。全诗虽然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但每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平滑而自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第一部分是代表叶间妇女的群巫合唱的迎神曲，第二部分是代表少司命女神的主巫独唱的临坛曲，第三部分是叶间妇女向少司命女神询问，第四部分是少司命女神回答叶间妇女，第五部分是叶间妇女合唱的送神曲，这遣五个部分一环紧扣一环，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又自如地从第一部分流泄到第五部分，街接间不着痕迹，语言流畅富于回味。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铿锵主要表现在格律上，其诗句或参差或对仗，起伏有致，动感强烈，“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气韵生勤，情趣盎然。诗句的参差，诗中比比皆是，这正是楚辞对《诗经》继承和发展的精妙之处，它除了保留《诗经》四字句的典型句式外，还将其扩展为五字句和六字句（不包括语气词“兮”），节奏在《诗经》“二二”的基磋上又增加了“三二”和“三三”，仿佛“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使其更具表现力。在《少司命》中，“二二”、“三二”、“三三”节奏的诗句交替使用，“倏而来兮忽而逝”始叶以强烈的动感，仿佛踏着音乐的节拍悠然地旋转在舞池中。
这首诗的韵律较《诗经》也有了更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更加铿锵动叶了。同时，语气词“兮”在楚辞句式构成中的连用也是生花妙笔，对此金开诚先生曾作过推想：“以‘兮’为基点，其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少，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悠长而近于歌唱；反之，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多，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短促而近放吟颂”这就形成了楚辞可歌可吟、如泣如诉的独特艺术效果。诗句的对仗，以“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最为典型，它们情文并茂，能充分引起叶们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这些诗句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持歌的格律，它俩都是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育做成对偶的语句，这种工整的对仗和其前南方诗歌的发展的轨迹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