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注释
注释
石竹: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对生似小竹,开红白或杂色小花,供观赏。
游丝:春天在空中飘动的由蜘蛛等所吐的细丝。俗称“天丝。”
罥:挂。
乳燕:雏燕。一说正在哺育雏燕的母燕。
龟坼:田地干裂。
滋:长。
穷巷:陋巷。
旸:日出,晴。
愆:差错。
三农:指平地、山地、泽地的农民。一说指春、夏、秋三个农时。
晏食:安食。无旱无涝,故安。
土亢:土地干燥坚硬。
莩:麻的种子。
藜:一种草,嫩叶可食。
荆、益:荆州和益州。在今西湖、四川一带。方用兵:正在打仗。
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两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已,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已。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这首诗写的是江南特有的细雪,诗人名为咏雪,实为伤怀。作品中所写的雪,既不是银妆素裹的旷野之雪,也不是漫天飞舞的吉征瑞兆之雪,而是江南庭院中的细雪。作者立于帘下,他的眼界也未曾超出庭院的上下前后。
首句写风摇庭院之树,是因树动而知风,并且知是微风,显然庭树之动不同于大风下之摇动。次句的“细雪”与前面的“微风”相应,都具有江南雪景的特点。“下帘隙”的“下”,正与风之微、雪之细相应,故能从竹帘缝隙中落入。
“萦空”二句写雪在空中、阶上之姿。这里的“转”为回环飘动之意。雪萦绕于空中如雾一样回转不定,这种状态唯“细雪”才能有。因其“细”,故能“萦空”,似乎久飘不下;因其“细”,故迷朦“如雾”。“凝阶”与“萦空”相对,但见“萦空”,但见阶上之雪凝积如花,而不见其飘落。这与“下帘隙”不同。诗人立于帘下,见帘边之雪,故知从帘隙落下。
“不见”二句用反衬法过渡,“杨柳春”是联想之景,是虚写,“桂枝白”是眼前之景,是实写,“白”字从色彩上暗合“雪”。“不见”、“徒见”对比鲜明,突出了雪后玉树琼枝的美丽景象。其实,这两句的作用又不止于此,在“不见”、“徒见”的顿挫间还透露出诗人盼春、思春的情感信息。这一联是由写景转入抒情的关键。
“零泪”二句则直接展现诗人自我。“零泪”是伤怀的表现。有感如此,却无人可以倾诉,故自责多情若此,无益。直以此二句表现诗人的苦寂、孤独之感。触发诗人“相思”、“零泪”的是何物,诗中没明确讲。然而从前面对雪景的描绘中可以探知他的心曲。诗中先言“似花积”,又以“不见”春与“徒看”相对举,雪似花而非花,今但见非花之雪,不见春叶、春花。诗人的“相思”,就在于为似花之雪所引起的向往,在于对“不见”的春之盼望,对桂枝上徒具似花外观的假象的叹惋,同时,也隐约透露出诗人对自己机遇难逢的感伤。
这首诗写一位农民在雨天半夜就辛劳耕作的情形。诗的开头写久旱逢甘霖,夜里下了一场大雨。“雨足”一句,是说雨水很多,就连高处的田地也积了许多水,而成为一片水白色。作者用“足”、“白”二字,既突出强调了雨水之多,又暗示了农夫耕田将会倍加艰难和辛劳,为下文作了铺垫。“披蓑半夜耕”一句,乍看之下,让人想到不合情理。哪里有农夫披着蓑衣半夜里耕地的呢?但细细品来,此句却是蕴意深含。可能是由于雨水过多,农夫们耽误了播种的时间,泥水里,又是冒着雨,耕田的吃力是可想而知的。
后两句用“力俱尽”与“殊未明”作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早出晚归、不知疲倦的辛苦劳动生活。虽然“人牛力俱尽弦,但劳动的时间还很长,天亮之前和天亮之后农民将如何坚持下去,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内容了。这首小诗十分通俗,明白如话,虽然是反映农民辛苦的,但它是通过耕作情形的具体而又细致的描驽来表现的,它取的是一位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全诗语言清新明快,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这一事实,也是封建社会里的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写照。
这首诗纯用白描,立意新颖,语言通俗流畅,仅短短二十个字,就准确地描绘了农夫披蓑夜耕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农夫苦难生活的满腔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怀人,而景中有人,人前有景,情景历历,互相交融,重点突出了倦客怀人、思念妻子的主题。
上片描写“晓行”所见所闻所感的情景。头三句说,角声催促清晓,曙光开始到来;因为天未大亮,听那睡鸟还没有被惊醒,邻村邻户的雄鸡先已觉醒起来,啼鸣声声,报告天明的消息。这是凌晨在驿站客舍所听到的情景,点明题中的一个“晓”字。“迤逦”以下三句写的是词人已经上路,看到连续不断的村庄袅袅地飘着晨雾;马在嘶鸣,行人已经起来;透过丛丛树林,还可以看到一弯残月挂在天边。这是晓行的见闻,还是描写晨景,进一步点明时间,晨烟未散,马嘶人起,残月在天,可见是在阴历下旬的清晨。“泪痕”二句说,晨起在客店流过眼泪,擦干了又流淌,上路后被寒霜微微凝结;出门前为御寒而喝了一些酒,但是酒所给人的热力还不够抵抗天气的寒冷。这是写晓行的感触和感受,“泪痕”与“霜”“寒”等用字,使人感觉到天气是寒冷的,词人的心情是悲伤的。“叹倦客”,这是词人的感叹,他此时人到中年,四五十岁了,长期离乡背井,在外作客奔波,已经感到疲倦。他的《洞仙歌》词,写他天涯作客,路远音稀,“叹客里经春又三年”,如果注意到这里的一个“又”字,就可判断他的羁旅生活,至少经历了六年以上。“重染风尘京洛”,说再次去京都,染上污浊的风尘。以上三句,写词人离家别妻,岁寒飘泊,实非出于心愿,故前文有“泪痕”之句。此三句结束上片写晓行之景,过渡到下片抒情,诉说词人对妻子的怀念。
下片以“追念”起头,承上启下,追溯思念之情。首先想到的是,词人同妻子分别后,有千般眷恋,万般相思,种种恩爱缠绵之情,却难找到一只鸿雁传书,来通报音讯。他写的《洞仙歌》还有“负伊多少”这样的话,表示对妻子的歉意。接着想到温馨的家庭生活,并用“争念”作纽带,同“岁寒飘泊”的羁旅生活作了对比。然后,词人又写因同爱妻分别,不得团聚而怨月恨花,且此种烦恼,“不是不曾经著”,可见他为生活而离家别妻,已经是屡次三番的了。最后,他写夫妻别离的“情味”,无论是孤苦思念,抑或是想望心切,原希望渐渐消减、淡化下来,却不料新近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这“新来还恶”的结句,把离家别妻的苦恼延伸发展,把国事(时局)、家事(离别)、个人的事(前程)以及所有不顺心、不惬意的事情都包容在一起了。整个下片从怀人而带出的思潮起伏,的确是作者“心事万重”的具体刻画。写心理活动细致入微,层次分明,感情真挚。
此词上片写晓行景色,下片写怀人,乍看起来似乎连系不紧。但细读全篇,就可知道下片的怀人是由上片晓行引起的,没有晓行的感触,就不致产生下片怀人的思绪。所以上片是因,下片是果,两者结合得非常紧密。这是首写景抒情兼胜的作品,陈振孙说刘一止的这首词“盛传于京师,号‘刘晓行’”。可见当时人对这首词的赞赏。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