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
此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上林苑中游春时所见到的桃红柳绿、莺歌蝶舞的美丽春景。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既生动地写出了桃之娇艳和柳之纤细，又巧妙地暗喻了自己红润的面色和窈窕的身姿，以美景写美人，寓情于景，抒发了诗人游春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比“林下之风”的自信精神。
桃红柳绿，莺歌蝶舞是诗人笔下常状之景，这首诗不同流俗的是写桃，首句“上苑桃花朝日明”不用其红，而是用一“明”字，突出了桃花的鲜艳，也点出了阳光的明媚。宋代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字，或许也借鉴了此诗吧。“兰闺艳妾动春情”，身居“兰闺”的“艳妾”，是诗人自称，“艳”既说她姿色的美丽，又示她盛装的打扮，或许可以理解为她赏花前特意梳妆，心情极佳的状态，也映证了萌动的“春情”，又或许她潜意识里刻意盛装打扮，艳压满苑春色。可以想见，春和日丽，上林苑中桃花明艳，满苑飞花澹荡，唤起了端庄美貌的大唐皇后那颗烂漫的少女心。
泉井上刚刚绽放的桃花灼艳明媚，好似敷上了胭脂，骄傲的皇后认为那定是偷了她的面色；飞檐边刚刚发芽的御柳纤细漫脱，自负的皇后认为那必是学了她曼妙的身姿。“井”有指泉水之意，《吕氏春秋·本味》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则注“井，泉”，故“井上新桃”可想象上苑泉水叮咚，桃花临水开放的含露娇态，娴静而美好。“偷”与“学”采用了拟人手法，也对照了上句的“艳”。与“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同，人面桃花是人花相映，花照人红，而“偷面色”则是说桃花是偷得了自己的面色才如此艳丽，人比花红，这是何等的自信！“檐”， 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当处于高处，“嫩柳”，始发新芽的柳枝，少了柳叶的累赘，更显纤瘦，可见檐边垂挂的柳枝不仅纤细而且修长，同时“檐”的呆板衬托了“柳”的灵动，静中有动。这两句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容貌描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可见这位大唐皇后不仅艳比夭桃、身材高挑，而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更为新颖的是以她的红润脸色喻桃花颜色，以她的轻盈腰身喻柳树的纤细，一反以桃面喻人面，以柳腰喻人腰的写法，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既颂了桃柳之美，更赞了人之美。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中唐诗人李贺的“小红长白越女腮”《南园十三首其一》的比喻，或许就是受了此诗的启迪吧。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满苑桃花竞绽，万枝红雪繁极，迷蝶流连翩跹，悠然自得；御楼细柳依依，千条软丝无力，流莺绕树清啼，闲散自在。“来去”二字形容她花间穿行如蝶，“长短”明写柳枝繁多，暗指啼莺和鸣，清亮的莺啼，犹言她欢笑如莺。“看”、“听”二字，让读者时时感到游春之人充满感情地欣赏美景的情形。诗歌就这样以美人喻美景，以美景衬美人，突出了人之美。可以想见，大唐皇后流连于桃树下拈花弄蝶，拂了一身衣香，发乎内心的吟吟笑语如林间宛转的莺啼般动听。其悠然肆情之状，无不彰显她身为上苑女主之尊。
“林下何须逺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结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须细参“林下”、“风流”二词，意即林下之风。《世说新语·贤媛》有言“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王夫人指谢道韫，东晋王凝之妻，被时人誉为“有林下风气”， 后因称妇女态度闲雅、举止大方为林下之风。魏晋人物神情散朗的风采，为唐人所推许，这当是初唐贵妇的一种追求与考评。结尾以问答形式夸耀了这里的出众风流，而这“风流”二字，既指景又指人，一语双关，赞美这里的景好人美，点出题旨。
这首诗名为“春游”，实际是借春游写一位美女，很有特色。诗中明写春色，却暗喻人物，非常巧妙。桃花偷色，暗示她人面桃花；嫩柳学身轻，隐喻她身柔似柳；花中舞蝶，兼示她穿行如蝶；树上啼莺，犹言她欢笑如莺。前两句是景的人化，后两句则是人的景化，从而将景美、人美、情美合二为一。结句长孙皇后以“林下”、“风流”自许，反映出一种志得意满、踌躇洒脱及与她皇后身份地位完全吻合的心态。加之正值韶华芳龄，一时忘情，一时收敛，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就连唐太宗也觉着妻子的描写很是贴切、生动，“见而诵之，啧啧称美”。
此诗分前后两节。前节八句，着重描写了初抵东鲁时的真实感受。“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两句点明时间，梅子开始由青变黄，蚕桑之事已了，这就意味着进入了生产的第二道工序：“鲁人重织作，机抒鸣帘栊。”东鲁的城乡妇女，又投入新的劳动：纺织。东鲁人有重织作的传统，李白初次旅游就获得了良好印象。
李白从二十五岁经三峡出蜀，历湖北、江西、江苏、河南、山西等地，这时还没有机会出仕。“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两句正是诗人当时思想情况的写实。李白回顾自己南北奔走的生活历程，决定到东鲁定居。读书、学剑是李白的两大生活爱好。“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中的“访前途”有问路和了解今后出路的两层意思。李白初抵东鲁，访路途卜前程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他受到了汶水上一个老翁的嘲笑。但李白没有写出“笑”的内容，有意留顾一个悬念。
后节十句，是李白对汶上翁嘲笑的明快答复，是全诗的重点部分和精彩片段。“顾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在李白看来，“顾愚”们不能理解“壮士”的胸怀，也没有资格在“穷通”的问题上发议论。“穷通”即“穷达”，是为了押韵需要，改“达”为“通”。李白对“穷达”的理解，完全是从儒家思想出发。李白力争在政治上获得出路，先实现“兼济天顾”的理想，然后归隐江湖，“独善一身”。李白这种思想，正和战国时期的鲁仲连是一致的：“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李白用鲁仲连的事迹，比喻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负，是因为鲁仲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
“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李白来东鲁前就曾有西游长安的打算，后来转而向东，不料初抵鲁郡就遭到汶上老翁的嘲笑，李白这时有“西归”之意，但他想到自己“直道”而行的人生态度如不改变，是很难得到朝廷重用的。
“此去尔勿言，甘心为转蓬”两句是李白对汶上翁表示：“你的谈话没有任何意义，请不要说了，直道而行是我的一贯作风，即使像飞蓬那样示意飘转，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对汶上翁讥笑的回答，是李白高尚品格生动的艺术概括。他首先把讥笑者同自己作了尖锐的对比，然后明确提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在不同情况顾的原则立场。诗中塑造了鲁仲连这样一个功成不受赏的高士形象，其实这也是李白自己的形象写照。
题曰“漫兴”，是罢官归田园居后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胸中有郁积，腹中有学养，一触即发，一发便妙，不可以寻常率笔目之。
词的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上阕用典，全从《史记·李将军列传》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西汉名将李广四十余年中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名远播，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数罗列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因此词人只剪取了史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广军败被擒。匈奴人见广伤病，遂于两马间设绳网，使广卧网中。行十余里，广佯死，窥见其傍有一胡儿（匈奴少年）骑的是快马，乃腾跃而上，推堕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归汉。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引弓射杀追骑若干，终于脱险。斯人于败军之际尚且神勇如此，当其大捷之时，英武犹胜。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传，可谓善传英雄之神。作者从史料中选取这一片断，是见其匠心独运。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史记》叙李广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为反衬。词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来。蔡起初与广俱事汉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时，官至代国相。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为丞相。他人材平庸，属于下等里的中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却封列侯，位至三公。词人这里特别强调李蔡的“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一“却”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广为人在上上，却终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来，笔墨十分节省。
四句只推出李广、李蔡两个人物形象，无须辞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的慨叹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词人年轻时投身于耿京所领导的北方抗金义军，在耿京遇害、义军瓦解的危难之际，他亲率数十骑突入驻扎着五万金兵的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淮南归，献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广之下；南归后又献《十论》、《九议》，屡陈北伐中原的方针大计，表现出管仲、乐毅、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广元所能及。然而，“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具，竟备受猜忌，屡遭贬谪，时被投闲置散。这怎不令人伤心落泪！因此，词中的李广，实际上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为李广鸣不平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头是冲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统治集团来的。
下阕写实，就当时的田园生活抒发感慨，满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谐，寓庄于谐。
“蔡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对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双俪句，其精彩如宝带在腰。“蔡”，通“耘”。“笕”，本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处用作动词，谓截断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园中杂草，又修葺乡间住宅，词人似乎准备长期在此经营农庄，做“粮食生产专业户”了。于是乃逗出结尾二句：“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话说得极风趣，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着泪的微笑，其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孙丑下》，到得词人手中，一经抽换前提，自负也就变成了自嘲。尽管词人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的话，并不以稼穑为耻，但他平生之志，毕竟还在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旌旗万夫，挥师北伐，平定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岂满足于做一“农业劳动模范”。读到这最后两句，读者真不禁要替词人发出“骥垂两耳兮服盐车”（汉贾谊《吊屈原赋》）的叹息了。南宋腐朽不堪，萎靡不振，始困于金，终亡于元，非时无英雄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皆埋没蒿莱之中，不能尽骋其长才。千载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异时，程度不同而已。观辛弃疾此词，其认识价值就在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