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钱塘县袁君，名枚，字子才。他出仕官职，政绩昭然，声名远播。辞掉官职后，在江宁西城建了一所园子住在里边，称作“随园”。世人都称他为随园先生，于是更加著名。袁君的祖父名叫袁铸，父亲名叫袁滨，叔父名为袁鸿，都因为贫穷而到全国各地去做幕僚。袁君年轻时，自学成才。二十一岁时，他从钱塘去广西，到广西巡抚的幕府中看望叔父，巡抚金供公一见之下，就觉得他才能不凡，试着让他作一篇《铜鼓赋》，他马上就完成了，写得非常瑰奇华丽。正好碰上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考试，选拔博学能文之士，金公就推荐了袁君。当时推荐的有二百多入，其中袁君最年轻。袁君参加了考试，没有考中。后来他参加乾隆三年的顺天府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期满后，被改派到江南做知县，最后调任为江宁知县。江宁本来是一个大县，难以治理。当时尹文端公是总督，他最了解袁君的才能。袁君每遇到一件事，也竭尽全身的本领，从不逃避责任，所做的事情无不成功。后来，袁君被解除官职，住在家中，再次起用，被派到陕西；他刚到陕西，赶上父亲去世，又回到家中，最后一直住在江宁。
袁君本来因为文章写得好而进入翰林院，相当有名望，但忽然被排除到外面；等到做了知县，政绩显著，但是官职始终不见迁升。从陕西回来后，他刚刚四十岁，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出仕做官，施展他的全部才华来创作诗文辞赋。他的足迹遍布东南风景优美的地方，山川的瑰丽奇伟，幽远深邃，全都在诗文中表现出来，他以此自得其乐。天下的文士来到江南，必定造访随园，送上自己的诗词文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袁君的园林、厅馆、花竹、水石，清幽深邃，静谧优美，甚至窗格、栏杆、器皿都很精美，用来招待客人的东西十分丰盛。他对客人留连不舍，不知疲倦，看到别人的好文章，总是赞不绝口。后辈年轻人的诗词文章，但凡有一句写得好，袁君必定能举出词句，读给众人听。
袁君无论是写古文还是骈文，都能自己抒发出心中的所思所想，并且与古人的文法相通。对于作诗，他尤其能驰骋自己的文才，世人心里想表达出来却无法表达的，袁君都能替他们表达出来，当代的文士大多都仿效他的文体。所以《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的公卿大夫，下到街市的小商小贩，都知道看重它。连海外的琉球，也有来求取袁君的书的。袁君做官虽然并不显达，但世人认为一百多年来，尽享山林的乐趣，又在文章上极负盛名，大概没有人比得上袁君。
袁君刚出仕时，做过溧水县令，他的父亲从远方来到溧水县，怀疑儿子年纪轻轻，缺乏做官的能力，就试着隐姓埋名在乡间查访。百姓们都说：“我们县有个年轻的袁知县，是个大大的好官啊。”他的父亲这才非常高兴，进入县衙。袁君在江宁时，曾经白天处理事务，夜里召集文士喝酒作诗，但闻名的政绩更多。江宁街市中的人把袁君判决案件的事例编成歌谣，刻版发行天下，袁君却觉得这些不值得称道，以后绝不允许别人讲述他如何处理政事。
袁君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袁夫人王氏没有生儿子，就抱养了堂兄弟袁树的儿子袁通。后来袁君的偏房钟氏又生下了儿子袁迟。袁君有两个孙子：一个叫袁初，一个叫袁禧。当初袁君在他所住的小仓山北边安葬了父母，他留下遗言，让把他自己和父母合葬。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这一天，袁君的遗体被安葬于小仓山他父母墓的左边。因为袁君与我的先辈有交往，而且我住在江宁，跟随袁君游历的时间最长，所以袁君去世后，我就为他写了墓志铭说：“有位年高德重的袁君，才学广博精深。作品难以数计，不经雕饰，自然工整。文坛唯他独尊，海外远播声名。秉性和蔼，祖居越中。江宁做官，终老于此。两代的墓地相同，将此铭文留在坟中。”
注释
袁随园：袁枚，清代诗文作家，号简斋，一号随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年间（1736—1796年）进士，年四十辞官居江宁（今南京），造园于小仓山，名随园。作诗主张抒写性灵，其诗文曾风靡一时。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等。墓志铭：一种文体，分“志”与“铭”两部分：“志”以散文形式记述死者的姓氏、籍贯、生平等；“铭”以韵文形式书褒扬赞颂之辞。写后刻在石上，埋在墓内。
钱塘：地名，即今杭州省钱塘县。
游幕：出外作幕僚。
金公鉷：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自雍正六年至乾隆元年（1728—1736年）任广西巡抚。
铜鼓：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铜制乐器，形如鼓。有人附会为诸葛亮所创制，故又名“诸葛鼓”。
博学鸿词科：清代设此科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由在京在外的大官荐举报考。取一等、二等各若干人。三等、四等落第，称“报罢”。
报罢：未考中。
乾隆戊午：乾隆三年（1738年）。
顺天乡试：顺天，府名，治所在大兴，有时在宛平。乡试由生员（秀才）应试，考中者称举人。生员应在所在的省应试，但亦可在顺天府应试。
庶吉士：亦称庶常，以《尚书·立政》有“庶常吉士”之语，故称。清代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进士优于文学、书法者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午后考试，成绩优良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官等，其他分发各部任职，或优先委任知县，称为散馆。
尹文端公：尹继善，字元长，满洲镶黄旗人，为袁枚座师。于乾隆八年至乾隆十三年（1743—1748年）任两江总督，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三十年（1754—1765年）复任。
总督：清代地方最高长官，综理一省或二三省军政。
甫：刚刚。
卒：最终。
留连不倦：留连宾客而不知疲倦。
四六体：骈体文的一体，多以四字、六字相属为句，又常以两组四、六句相对仗，故称“四六体”。
市井：旧称做买卖的地方，后泛指城镇地区。
负贩：推车挑担的小商贩。
琉球：旧国名，即今琉球群岛。位于日本本土西南，中国台湾东北，包括冲绳等五十余岛，光绪五年（1879年），为日本侵占，现为日本领土，改为冲绳县。
溧水：县名，在江苏省西南部。
考：父。
名迹：闻名的事迹，文章主要指吏治方面。
判事：对案件的判决事例。
从父弟：袁枚堂弟，名树，字乡亭。
侧室：妾。
迟：钟氏生子，名迟。
小仓山：在江苏省南京市内清凉山东面。
这篇墓志铭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作者为袁枚生前朋友，同居江宁，而两人文学观点，尤其是诗学观点，大相径庭。袁枚生前名满海内外，死后诋毁者甚多。有人曾劝作者不当为袁枚作墓志，作者以为“随园正朱（彝尊）毛（奇龄）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乎？”于是作了这篇铭文。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首句“一把青秧趁手青”，写插下的秧苗迅速返青，说明春天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前一个“青”做形容词，后一个“青”做动词。第二句“轻烟漠漠雨冥冥”，写春天的季节特点：薄雾弥漫，细雨朦朦，这正是万物生长的好时机。这样的天气特点，是江南水乡春天常见的景象，有鲜明的地区色彩。第三句“东风染尽三千顷”写春风吹绿了广阔的田野。这里用“东风”代替春风，并用“染尽”强调春风的力量。到底染尽了什么？诗人不说，也不需说，读者自然会想到和煦的春风把一望无际的稻田都吹绿了，大地好像用绿色染过似的，到处都充满了无限的生机。第四句“白鹭飞来无处停”以白鹭飞来没有落脚的地方作结，反衬禾苗长得密密麻麻，热情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改变了大地的面貌。
天上细雨霏霏，地上绿茵一片，农民们正在弯着腰插秧，田野上白鹭飞翔，这就是诗人描绘的一幅江南田园风光图，而这幅图画中突出一个“青”字，展示了春风春雨的力量。诗歌画面鲜明，语言优美，情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