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梁四处寻找美梁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梁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梁赠给我钱币，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梁所赠及诗梁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梁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梁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梁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梁的阻挡，诗梁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梁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梁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梁常来攻略，掳掠梁马，诗梁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梁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梁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梁，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梁比理想中的贤梁，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梁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梁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梁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梁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梁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梁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梁思慕的美梁，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梁，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梁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梁言之益深，亦令梁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梁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梁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梁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梁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梁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梁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梁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梁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梁动容，其句式也极引梁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弈秋是第一个史上有记载的的围棋专业棋手，也是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从事教育的围棋名人。关于弈秋的姓名，清代学者焦循《孟子正义》里作有说明：古之以技传者，每称之为名，如医和、卜徒父是也。此名弈秋，故知秋为其名，因通国皆谓之善弈，故以弈加名称之。
弈秋是幸运的，春秋战国延续五百年，他是留下名字的唯一的一位围棋手，也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棋手。
围棋见于我国史籍最早的记载，是春秋时期，至今已有二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弈秋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棋手，而且是位“通国之善弈者”。关于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由此推测，弈秋可能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也可能稍早一些，由此也可以推测他大约生活在战国初期。出现弈秋这样的高手，说明当时围棋已相当普及，可以肯定，像弈秋这样的国手不只一人。
孟子称弈秋为“通国之善弈者”。所赞通国善弈，虽未明定专称，已类似后代所称国手，并成为象征性名词。后世称某高手为“当代弈秋”者，即意味着其水平与国手相当。弈秋是当时诸侯列国都知晓的国手，棋艺高超，《弈旦评》推崇他为国棋“鼻祖”。
由于弈秋棋术高明，当时就有很多年青人想拜他力师。弈秋收下了两个学生。一个学生诚心学艺，听先生讲课从不敢怠慢，十分专心。另一个学生大概只图弈秋的名气，虽拜在门下，并不下功夫。弈秋讲棋时，他心不在焉，探头探脑地朝窗外看，想着鸿鹄（天鹅）什么时候才能飞来。飞来了，好张弓搭箭射两下试试。两个学生同在学棋，同拜一个师，前者学有所成，后者未能领悟棋艺。学棋要专心，下棋也得如此，即使是弈秋这样的大师，偶然分心也不行。有一日，弈秋正在下棋，一位吹笙的人从旁边路过。悠悠的笙乐，飘飘忽忽的，如从云中撒下。弈秋一时走了神，侧着身子倾心聆听。此时，正是棋下到决定胜负的时候，笙突然不响了，吹笙人探身向弈秋请教围棋之道，弈秋竟不知如何对答。不是弈秋不明围棋奥秘，而是他的注意力此刻不在棋上。
这两则小故事都记载在史书上。人们把它记下来，大概是想告诫后人们，专心致志是下好围棋的先决条件，做事情要一心一意。
此诗写胡汉交战。“汉”并非特指汉朝，汉朝以后，凡中原汉族所建立的王朝，皆称“汉”。诗人站在中原汉族的立场上，希望汉军战胜胡兵，清除中原汉族疆域边境上北方游牧民族贵族武装的侵扰，让边疆人民过上宁静的生活。此诗的主题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全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胡汉两方兵强马壮。首句写边地风雪凋草，烘托战争的残酷。接着极力描写胡人兵强马壮，汉军兵多将勇，暗示将有激烈的战争发生。诗写汉军的人多势众，将谋兵勇，反映出诗人希望汉军克敌制胜的感情倾向。中间四句为第二段，以龙虎交战为喻，写战斗的激烈。“天兵照雪”、“虏箭如沙”，如黑云压城，使人不寒而栗。剩余部分为第三段，表达诗人希望汉军大败胡兵，进而彻底消灭胡人的强烈愿望。
此诗描写汉家将士与胡人军队在战场中遭遇，双方排兵布阵，将士出击进攻，场面激烈。特别是对汉军将士的英勇杀敌，写得气势豪迈，慷慨不凡。由于古代中国胡汉战争频发，而自宋以来，汉军往往处于劣势，因此这首《胡无人》与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异曲同工，都能对饱受屈辱的中原人民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从而得到广泛流传。
李白这首《胡无人》是否有本事，注家意见不一，难以定论。因为中唐诗人段成式著《酉阳杂俎》，有”及 （安）禄山反，（李白）制《胡无人》“之说，是否如此，别无旁证。另外，诗末有无“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这三句也难以确定。而有无这三句，对诗的内容会有不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