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杭州灵隐寺月夜景色的诗歌。首联写了诗人初到灵隐寺的感受，秋叶入山，寒气袭人，山谷和佛寺都沐浴在白光中，冷泉叮咚，别有一番幽意。颔联写了山间的景色，月亮高悬，流水清晰，一片沉静。颈联写寺院，勾勒出灵隐寺一带的环境，一盏明灯散发微光，衬托四周的静，孤独的磬声弥漫天空。尾联写归途，诗人畏惧老虎，在山路上闻风色变。全诗写灵隐寺月夜景象、感觉，突出了山中佛寺的空幽冷寂，从而抒发了诗人孤独惆怅处境难耐的心境。写法上，以景托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
首联写初到灵隐的感受。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寒”。秋夜入山，自有寒气袭人，本属正常。但寒意不仅仅来自秋气，更多的来自月光。山谷和佛寺都浸沐在白光之中，如霜似雪，如临冰界，能不寒气凛然吗？这个“寒”实际上更多是来自心理上的。第二句的描写使读者想起唐代诗人常建的名句“曲径通幽处”，作者用冷泉曲涧代替了曲径，别有一番幽意，幽与寒本来是相通的。
颔联写山间的景色。首先是月，月已升起，高悬空中，这样便看见了森然的众峰。夜间看山，有一种异样感受，一切都是陌生化的，既觉得有某种亲切之感，又觉得十分遥远，恍如梦境。一切都是月光的温柔和朦胧造成。然后是声音，流水之声分外的清晰，能听到冲刷落叶的音响，可见众响都消歇了，写泉流之声也就写出了山间的幽静，静得让人惊奇，让人超然神远。
颈联写寺院。勾勒过灵隐一带的环境，寺院的存在就别有意味了佛寺与整个山间的气氛恰好相通，它没有归于沉寂。一盏长明灯发着微光，衬现出它四周的静，孤独的击磬声弥漫在夜中，清音袅袅，愈觉空阔，也许这就是佛家的境界吧。禅宗将其妙义真谛比之为灯，喻其能照亮人心，有“心灯”“传灯”之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诗人不由产生万念俱空之感，王士禛所谓的诗可悟禅，就是指的这种体验吧。诗人所写的这种境界美则极美，不免过于孤深。寒意又上来了。
尾联写归途，完成了夜游的全程。诗人畏虎是有根据的，灵隐一带古代有异虎出没，故又称虎林。想到这一点，在山路上不觉毛骨悚然，闻风而色变。虎其实早已匿迹了，诗人写畏虎实际上表现了夜游后的一种感受。作者毕竟是个凡心未泯的人，清冷的月夜，孤峭的山门，毕竟不比家居灯下的温馨，他不觉生出畏惧孤寂的感觉，归心油然升起，不可遏制，“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全诗一直寒到了最后。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夜晚寒气袭人佛寺如霜似雪，山泉如曲与寺门相连。
月亮高悬在众多山峰之上，泉水在纷乱的落叶中流淌。
一盏长明灯衬出万物俱息，孤独的击磬声弥漫四方天空更显得空寂。
归途中担心遇见老虎，况且听到岩石下的风声。
注释
香界：指佛寺。
众峰：灵隐寺周有北高峰、南高峰、飞来峰，故云。
一灯：指佛殿中长明灯。
群动众：据陶渊明的《饮酒》诗：“日入群动众”，此谓万物俱众。
磬：佛寺中敲击以集合僧众的鸣器。
四天：四方天空。
畏逢虎：担心路中遇见老虎。据传灵隐寺一带有老虎出没，故又称虎林。
这首诗创作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其时作者馆于杭州汪氏听雨楼。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位于杭州西湖西北灵隐山东南麓，背靠北高峰且面朝飞来峰，寺中有冷泉亭诸名胜。这首诗将月下灵隐写得清空幽邃。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灵隐寺月夜景色的诗歌。首联写了诗人初到灵隐寺的感受，秋叶入山，寒气袭人，山谷和佛寺都沐浴在白光中，冷泉叮咚，别有一番幽意。颔联写了山间的景色，月亮高悬，流水清晰，一片沉静。颈联写寺院，勾勒出灵隐寺一带的环境，一盏明灯散发微光，衬托四周的静，孤独的磬声弥漫天空。尾联写归途，诗人畏惧老虎，在山路上闻风色变。全诗写灵隐寺月夜景象、感觉，突出了山中佛寺的空幽冷寂，从而抒发了诗人孤独惆怅处境难耐的心境。写法上，以景托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
首联写初到灵隐的感受。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寒”。秋夜入山，自有寒气袭人，本属正常。但寒意不仅仅来自秋气，更多的来自月光。山谷和佛寺都浸沐在白光之中，如霜似雪，如临冰界，能不寒气凛然吗？这个“寒”实际上更多是来自心理上的。第二句的描写使读者想起唐代诗人常建的名句“曲径通幽处”，作者用冷泉曲涧代替了曲径，别有一番幽意，幽与寒本来是相通的。
颔联写山间的景色。首先是月，月已升起，高悬空中，这样便看见了森然的众峰。夜间看山，有一种异样感受，一切都是陌生化的，既觉得有某种亲切之感，又觉得十分遥远，恍如梦境。一切都是月光的温柔和朦胧造成。然后是声音，流水之声分外的清晰，能听到冲刷落叶的音响，可见众响都消歇了，写泉流之声也就写出了山间的幽静，静得让人惊奇，让人超然神远。
颈联写寺院。勾勒过灵隐一带的环境，寺院的存在就别有意味了佛寺与整个山间的气氛恰好相通，它没有归于沉寂。一盏长明灯发着微光，衬现出它四周的静，孤独的击磬声弥漫在夜中，清音袅袅，愈觉空阔，也许这就是佛家的境界吧。禅宗将其妙义真谛比之为灯，喻其能照亮人心，有“心灯”“传灯”之说。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诗人不由产生万念俱空之感，王士禛所谓的诗可悟禅，就是指的这种体验吧。诗人所写的这种境界美则极美，不免过于孤深。寒意又上来了。
尾联写归途，完成了夜游的全程。诗人畏虎是有根据的，灵隐一带古代有异虎出没，故又称虎林。想到这一点，在山路上不觉毛骨悚然，闻风而色变。虎其实早已匿迹了，诗人写畏虎实际上表现了夜游后的一种感受。作者毕竟是个凡心未泯的人，清冷的月夜，孤峭的山门，毕竟不比家居灯下的温馨，他不觉生出畏惧孤寂的感觉，归心油然升起，不可遏制，“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全诗一直寒到了最后。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